[中图分类号]A [文献标识码]K252 [文章编号]1002-8587(2001)02-0019-14 一、引言 咸丰六年(1856)，云南回民领袖杜文秀揭竿而起，西南边陲由此陷入一场时间长达16年的战乱当中。战争中伴有大规模的鼠疫流行，并导致云南人口的大量死亡。 在以往的研究中，对于战争中瘟疫流行所造成的巨大人口损失，学者们的认识严重不足。例如王树槐先生在讨论咸同年间云南大量人口死亡的原因时，对战区普遍流行的鼠疫只稍稍提及（注：王树槐：《咸同云南回民事变》，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23)，1968年初版，1980年版，第316-321页。）。Carol Benedict的有关研究相当出色，但关于鼠疫对人口的影响，仅局限于一些定性的描述，未上升到定量的水平（注：Carol Benedict:Bubonic Plague in Ninteenth-Century China,Modern China(April),1988.Bubonic Plague in Ninteenth-Century China,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曹树基阐述了太平天国战争期间长江中下游地区瘟疫的传播与危害，并以皖南宁国为例，即“民死于锋镝者十之三，死于瘟疫者十之七”（注：民国《宁国县志》卷14《灾异》。），认为，战争中全部人口损失的70%死于瘟疫（注：曹树基：《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年）》，《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这一研究由于没有得到充分的论证，故不为多数学者所接受。在不久前完成一篇论文中，虽然我们认为咸同战争中云南人口损失的70%是死于鼠疫，但在研究资料上同样未有突破，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注：李玉尚、曹树基：《18-19世纪的鼠疫流行与云南社会变迁》，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中国历史时期自然灾害与社会变迁’学术讨论会”会议论文，1999年10月。收入《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历史时期有关瘟疫的记载，主要来自地方志、文集和传统医书。前两种资料虽然对战争中的瘟疫流行也有记载，但更多的则是战争过程；传统医书的记载就更少。文献记载上的严重不足使研究者难以认识到战争期间的瘟疫流行对人口所造成的巨大危害。要得出确实可信的结论，必须寻找和利用新的研究资料。 20世纪50年代，云南省鼠疫工作者、医务人员在全省范围内进行了鼠疫流行史及流行因素的调查。调查以访问老人为主。由于不少老人亲身经历过光绪年间的鼠疫流行，或听其父老言及咸同年间的鼠疫流行，因此，这一资料可以回溯至调查之前的100年前，即回溯至咸同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 《中国鼠疫流行史》（以下简称《疫史》）最早利用这批调查资料估算历史时期的鼠疫死亡人口（注：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编《中国鼠疫流行史》（上、下册），内部出版，1963年编，1973年改定。）。《疫史》作者并不是完全照抄50年代的调查数字，而是“根据地方志书、文献、调查报告中概括记载，并参考当时人口的推算数字”（注：《疫史》第753页。）。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讨论。其一，地方志对鼠疫流行的记载不仅不多，而且也无鼠疫死亡人口的确切数字。在这次调查中所搜集的当地历史文献中，也只有描述，没有确切的人口死亡数字。其二，《疫史》对咸同年间各地的鼠疫死亡人口的估算数据虽有部分是准确的，但大部分则是偏低的。原因在于《疫史》直接采用一些偏低的人口数字，作为估算咸同年间鼠疫死亡人口的基础。众所周知，同治、光绪年间绝大多数官方人口统计数字并不是真实的人口数。在最近的研究中，曹树基完成了一套完整的乾隆四十一年、道光十年、嘉庆二十五年和同治十一年的云南分府人口数据（注：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5卷《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这是本文对鼠疫死亡人口数进行重新估算的基础。 笔者最近在云南有关部门获得50年代鼠疫流行调查的全部原始档案，从中获取大量为《疫史》一书所遗漏的信息。因此，笔者有可能在估算出战争中的鼠疫死亡人口数以及这些死亡人口在整个战争人口损失所占比例之后，对战争中鼠疫如何造成大量人口死亡进行阐释，以期为此类研究提供一个典型的案例。 二、咸同年间云南各府的鼠疫死亡人口 1.云南府 昆明：“自咸丰六年丙辰起至同治八年己巳，先后十四年，回汉死亡者十之七八……民少而贫，元气大伤。乱定迄今又二十年，城外仍有一片瓦砾，浩劫也，不可不证。”（注：张君槎：《滇乱纪略》，光绪刻本。）可见，咸同年间战乱造成的人口死亡相当严重。战争期间的瘟疫流行相当剧烈频繁，光绪《续修昆明县志》卷7《五行志》载同治二年(1863)昆明“大疫”，四年“仍疫”，以后频年皆疫。安宁“自咸丰丙辰军兴，兵燹叠至，继以瘟疫流行，死亡枕藉，计通州户口不过十存二三，田地半多荒芜，耕种无人”（注：光绪《安宁州续志》卷5《田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