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892.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01)02-0019-03 近代陋俗文化的变革是一个长期的动态运演过程，它贯穿于近代社会的始终。当我们对近代陋俗文化的变化过程作了全面考察之后，可以从中认识到几条最基本的规律以及某些启示。 首先，陋俗文化的改造与变革是极其缓慢和艰难的，它随着近代社会的开始而逐渐展开，一直到旧民主主义革命终结，其改造还未结束，呈现出长期渐进的状态。实际上，这种状态恰恰符合文化发展的规律，任何文化的发展变化都要经过曲折而漫长的道路，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陋俗文化的变化亦是如此，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陋俗文化的变革受制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项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陋俗文化要依靠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而变化，它一般不会超越政治、经济、文化的现存条件而发生超前变化。中国近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并没有发生彻底的根本性的变化，依然是封建政治制度占统治地位，封建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群体的守旧观念普遍存在。陋俗文化在这样庞大的社会阻力面前要想全面彻底地变革是不可想像的。它启示人们，改造陋俗文化是长期的文化建设，要依靠政治、经济、文化变化的社会条件而逐步达到改造陋俗文化的目的，尤其要充分利用政治、经济、文化给社会带来的有利条件，抓住时机进行陋俗文化的改造。近代陋俗文化变革向我们昭示，就近代而言，陋俗文化虽处于不停顿的演进过程，但并非均衡地发展，而是呈现起伏的波浪式状态。这种状态恰恰与社会本身政治、经济、文化的运动有关。凡是国家处于严重危机时期，凡是思想解放时期，凡是社会大变革时期，往往就是陋俗文化变革最显赫、最剧烈的关头。如20世纪初年，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的严重危机时刻，这时出现了以救国为目标的陋俗变革热潮；像戊戌时期和五四时期出现思想解放运动，同时也出现了变革陋俗的热潮；再如辛亥革命刚刚结束，民国刚刚建立的时候，也形成变革陋俗的高潮。正是在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时代，要求在改造社会各方面的同时，也改造和变革传统陋俗。梁启超在谈论变法的时候曾讲到，变革社会极其复杂，它要求变革相互作用的社会诸方面，“非全体并举、合力齐作，则必不能有功，而徒增其弊”[21](P87)。正是在大变革的非常时期，才促进和启发人们去深刻地思考，才容易使人们产生变革的激情和大无畏精神；正是这样的时期，容易迎来陋俗文化的深刻变革。 其次，少数文化领袖是陋俗文化变革的最初倡导者和最早的主体力量。社会心理学提供的理论依据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陋俗文化的变革是少数文化领袖率先作用的结果，“风俗既起源于一二人之人格或心向，故风俗必有其范成者。范成风俗的少数人即一时一地的真实领袖”[22](P236)。改造陋俗文化必须有少数文化领袖敢于经受极大的心理压力去冲破重重阻力，充当英勇力畏的带头人。他们的表率行为成为陋俗文化变革的起点。社会陋俗文化的动态轨迹固然遵循自身内部的发展规律，但产生这种变化显而易见的直接动因，却是生活在社会群体中的某些人及其他们积极的新异行为。很难设想，在个人或少数人完全遵从多数人的信念和愿望的社会里，其文明程度会发展或能够达到多么高的地步。社会要产生巨大的变化和发展，尤其是观念形态的进化，就需要改革者（按定义，改革者属少数）对多数人施加压力，即少数人提出一种新异的思想和观点，供多数人选择，用于评价自己原先的立场及行为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少数派，就不会出现社会的变革[23](P296)。同理，没有近代最先觉醒的少数文化领袖的表率作用，也就不会出现近代陋俗文化的真正变革。戊戌变法时期的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王韬、宋恕、陈虬、黄遵宪、何启、胡礼桓、经元善、唐才常、汪康年、麦孟华；辛亥革命时期的孙中山、黄兴、秋瑾、宋教仁、蔡元培、金天翮、唐绍仪、谭人凤、吴稚晖、李石曾、汪精卫、廖仲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蔡元培、吴虞、毛泽东、沈雁冰、陈望道、周作人、李汉俊、张闻天、恽代英等，都充当了改造陋俗文化的领袖人物。他们改造陋俗文化的主张，“于个人之精神，社会之风气，关系甚大”[24]，直接影响了民众生活，使社会陋俗的变化渗透到民众生活的诸多领域。少数文化领袖的文化取向之所以能对民众文化起着某种示范和导向作用，并能影响整个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是因为“众从”现象的存在。少数文化领袖在长期社会实践中，由于自身高尚的品格、聪颖的智慧、献身的精神，使他们在民众中逐渐获得较高威信，赢得较高地位，成为民众心目中的偶像。“人贵言重”，按照社会心理学理论，权威人物容易取得民众信赖，即人们乐意接受权威人物的指导，听从权威人物的意见和劝诱，从而产生“众从”现象，即多数人采取少数人的意见而改变原来的态度、立场、观点和信念，采取与少数权威人物一致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23](P291)。近代中国由于教育落后，大多数人没有文化，生活在闭塞与愚昧之中，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少数文化领袖的开蒙作用的确是至关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没有少数文化领袖的最初倡导与表率作用，也就没有近代陋俗文化的变革。即便在今天，人们也不能忽视少数先觉者对社会生活推动和创建的历史作用。 最后，近代陋俗文化的变革是通过多种方法和渠道展开的，体现了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结合。陋俗文化渗透于民众日常生活及思想意识中，是极为泛杂的超稳定的社会心理表现，难以改变。这就要求人们从各个角度、各种渠道，采用各种方式想方设法地开展工作，坚持内容与形式的辩证统一。主张变革陋俗文化的近代先进分子正是通过多方面的有效方式来展开变革陋俗工作的。其主要方式有组织团体、集会演说、创办报纸、发行书刊、散发书画、开设学校、创立报馆、开展教育、编演新戏、宣传民众。利用这一系列有效方式，因势利导，以求达到改造陋俗文化的目的。这一切充分表明，通过宣传教育的劝导手段促使人们摆脱陋俗，进而追求新的道德风尚与文明生活，其功不可泯灭。细析之，也可以看到，近代陋俗文化变革是内容与形式有机结合的范例，它启示人们在进行社会风气改造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内容与形式相结合的方法。既要反对片面追求形式、不注重内容和实效的形式主义倾向，又要反对不采取任何有效方式的空谈。 我们要再次强调，近代中国的时代主题是救亡图存。为完成这个时代的使命，国人付出了巨大代价，苦苦探索，寻求一个又一个救国方案。当有人发现陋俗文化是构成中国败弱的重要原因时，就决心通过批判和改造陋俗文化来达到救国目的。这种“欲谋社会之进步，不能不改良风俗”[25]的“习俗救国论”是近代诸多文化救国论中的一种。事实上，文化救国并不是排斥其他救国方案而独树一帜，并能最终达到救国目的的最佳路径，但这绝不是说文化救国论没有丝毫实践意义。文化救国理论的核心意义是要改造国民心理素质，即戊戌时代的“开民智”，本世纪初年的“新民说”，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改造国民性”。严复曾特别强调“开民智”的重要地位，他说：“民智者富强之原。”[13]（《原强》，第一册）梁启超说：“吾国言新法数十年，而效不睹者何也？则于新民之道本有留意焉者也”[21](P207)，“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21](P207)。鲁迅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4]（《我怎样做起小说》，第4卷，P521）这“引起疗救的注意”不但是救人，而且是救国。国家与国民素质并非没有关系，一个群体是否具有近代国家观念、民族观念、救亡观念，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命运关系重大。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救国论对近代中国救亡图存可以起到催化剂的作用。因此，文化救国实际上是政治救国的一个必要补充，这个补充有利于救国大目标的完成。正因为如此，我认为，近代陋俗文化改造在近代救国过程中产生的进步意义是绝对不可抹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