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8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456(2001)02-005-07 孙中山先生因为曾遇到“黄祸”论的挑战和困扰，对这样一种西方舆论显然有所考虑。无论是从他对于此类问题的正面回答中，还是从他在外交、内政方针的制订上，都可以看出他对“黄祸”论的斗争策略和严正立场。晚年他对国际局势的科学分析、对中国在维护人类正义与世界和平方面作用的期许，更是对“黄祸”论的有力批驳。 一 “黄祸”论起源于欧洲，其发端可以追溯到当地人对亚洲鞑靼人进攻欧洲的恐惧记忆。而从“启蒙时期”开始，厌恶东方（主要是中国）“专制”、“野蛮”、“封闭”的文明优越感，逐渐在西欧形成。18世纪末，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等学说的提出，客观上起到了为“黄祸”论火上加油的作用。19世纪初，英国驻马来西亚总督拉斐尔斯危言耸听地叫嚷东南亚的华人移民在“建立第二个中国”，则意味着西方在东南亚的排华实际是“黄祸”论的延伸。 19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出现了排斥华工的舆论和行动，号称社会主义者、主张“单一税”的亨利·乔治亦从土地占有的问题出发，赞同赶走中国移民。70年代，德国人拉采尔在谈到美国西海岸和澳大利亚的华人移民时，使用了“黄色恐怖”的说法。而80年代之初，中国徒有其表的洋务运动居然引起了某些欧洲人的忧虑，德国人施迈茨纳提醒他的同类说：“中国正在异常热心地学会和开办欧洲人的工业、技术和交通事业。至于这个东亚大国的数不尽的人重又开始流动，使欧洲第二次为蒙古人所淹没这种危险，那就更用不着说了。”[1](p42) 甲午战争翌年，即1895年，德皇威廉二世率先宣传“黄祸”，并自称是这个名词的发明者。德国外交大臣比贝斯坦则对俄国外交官表示：“日本人和中国人同属黄种人……如果他们（指日本人——笔者）能对中国人建立一种保护关系，那就有可能产生一种利害的融合，这种利益对全体黄种人来说都是共同的，而与欧洲列强的利益则背道而驰。”[1](p45)自此“黄祸”之说亦把日本包括在内。 1900年义和团事件之中和之后，几乎所有的西方报刊都把“黄祸”当作热门炒作的话题。在中国生活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英国人赫德，撰文称“未来人们需要对付黄种人问题——也许是‘黄祸’问题，这是一种确凿不移的事，正如同明天太阳必定要升起一样”。当然赫德指出了西方对义和团事件应负的责任，主张列强应“克制自己，尊重对方，跟中国进行和解”，甚至提出“必须切除”“国际帝国主义的癌肿”。他说：“这一四亿人口的大国的精神决不是黩武好战的”，但如果白种人坚持采取不明智的作法，“将来的义和团将拥有一切可以用钱买到的武器，到那时人们就不能对‘黄祸’再置之不理了……五十年以后将有几百万个义和团团员在中国政府一声号令下立刻全副武装地排成密集队形，这一点是丝毫不容置疑的。”[1](p66-67)因此他主张“平等”地和中国打交道，建立“和平、友好”的关系，使中国人不再仇恨西方人。 1904年发生了日俄战争，战争之前英、法、德、美诸国虽然倾向于偏袒日本，但俄国战败之快之惨，却难免使得西方国家惊愕不已。战败的俄国自然大叫“黄祸”，英、美的报刊书籍也再次对“黄祸”口诛笔伐。从20世纪初年起，日本移民在各地尤其是在美国受到排斥，美日矛盾加剧，美国报刊对日本的攻击一直持续到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此期间，曾任美国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海军上将阿·玛汉、在美国思想界政治界具有较大影响的亨利·亚当斯和布鲁克斯·亚当斯兄弟、人类学家马迪逊·格兰特、外交官休·腊斯克、军火工业商人哈德逊·马克西姆、作家杰克·伦敦、布瑞特·哈尔特、玛尔斯登·曼森等等众多人物，都宣传过“黄祸”论。如杰克·伦敦在1904年表示相信，未来一定会发生种族战争，如果日本控制了中国且两者结合，就会对盎格鲁撒克逊人产生严重威胁。 大体上从1904年日俄战争起，俄、美舆论界的“黄祸”论开始突出对日本的警惧，但整个西方世界的“黄祸”论仍然包括中国。而且由于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挑拨，东南亚地区也时有排华舆论和浪潮。如1910～1925年在位的暹逻国王罗摩六世，也曾用笔名在报纸上撰文攻击中国，这些文章后来集结为一本名为《东方的犹太人》的小册子。 总之，西方的“黄祸”论虽来源甚久，但高潮是在1895～1914这20年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种喧嚷有所减少，以后又被“赤祸”论取代，但类似或变相的种族主义观点，在西方的思想界、舆论界中始终没有完全消除。而“冷战”结束之后，此类思想死灰复燃，1993年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的问世就是一个标志，而且他在巴尔干——近东划下的东西文明断裂带，几乎可以说是对阿·玛汉的亚洲大陆北纬30～40度（即从土耳其亚洲部分经过伊朗、阿富汗、西藏、长江流域一直到朝鲜）所谓“潜伏危机地带”的模仿。 那么，这段时间的“黄祸”论具体所指，尤其是涉及中国的有些什么内容呢？其一，中国人口众多，四出移民会占据各处的土地，“苦力”和“廉价劳力”会抢去白种工人的“饭碗”。其二，当时日本工业生产的成就已使欧美感到恐慌，如果中国也实现“工业化”，将使欧美的工业产品失去市场。其三，如果“黄种民族在政治上完全解放，他们在现代化武器的配备之下站了起来，他们由于人数数量上的优势，能够把欧洲人和美国人赶出东亚，夺得亚洲甚至世界的霸权”[1](p18)。其四，中国人“排外”、“不开放”，西方人难以和中国人共处，西方的商品、资金也难进入中国市场。还有人称中国人“不文明”，包括前述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就是以此为由支持排华。他们甚至认为中国的“衰弱”、“落后”不仅造成了内部混乱，更因此而引发了列强在中国的争夺（例如日俄战争），“危害世界和平”。总之，中国强大了会造成威胁，弱小了也会带来“危害”，由此自然得出了只有对中国加以“分割”或“共管”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