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5X(2001)01-0029-07 最早把实证方法介绍到中国来的是严复，他的思想来自译介西方学者的著作，其独立的思想并不多见。在他译的书里面，除掉诠释性的按语之外，其它有价值的文字，总在十万字左右。严复的译著在中国起到了开启心智，重立人心的积极作用；他对实证方法的提倡，为实证哲学的引入铺平了道路。 一、从“夸多识”到“尊新知” 严复是中国第一个从学术特征的角度对中西之学加以比较的人。他认为，中学和西学的明显区别在于：“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1](P.3)中国的传统学术以“夸多识”为基本特征，遂以读书穷理为基本方法；西方近代学术以“尊新知”为基本特征，遂以经验实证为基本方法。由于各自采取的方法不同，学术风格也不同：西学务致实用，中学务虚玄思。由于各自采取的方法不同，实际效果也不同：西方越来越强盛，中国越来越衰弱。严复认为，中国要想改变积贫积弱的状况，必须改变思想方法，从“夸多识”转向“尊新知”。 严复认为，西学“其学绝驯实，不可顿悟，必层累阶级，而后有以通其微。”[1](P.780)这是一个“致实求理”的过程。“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其所验也贵多，故博大；其收效也恒，故悠久；其穷极也，必道通为一，左右逢原，故高明。方其治之也，成见必不可居，饰词必不可用，不敢丝毫主张，不得稍行武断，必勤必耐，必公必虚，而后有以造其至精之域，践其至实之途。”[1](P.45)严复总结道：“且其为事也，又一一皆本之学术；其为学术也，又一一求之实事实理，层累阶级，以造于至大至精之域，盖寡一事焉可坐而论而不可起行者也。”在严复看来，西方学术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体系，西方之学“持一理论一事也，也根柢物理，徵引人事，揣其端于至真之原，究其极于不遁之效而后已。”虽然中国人也作学问，可是远没有西方学者那么认真，常常是语焉不详。严复拿中国的《大学》与斯宾塞的《群学肆言》加以比较，他发现，《群学肆言》涉及的内容同《大学》“所谓诚正修齐治平之事有不期而合”，可是《大学》表达方式却是“引而未发，语而不详”，而斯宾塞的《群学肆言》则“精深微妙，繁富奥衍”。严复引用赫胥黎的话说：“读书得智，是第二手事，唯能以宇宙为我简编，民物为我文字者，斯真学。”[1](P.29)严复很欣赏西方人这种作学问的方法，因为这种方法把观物察变的能力看成获得“真学”的关键所在，有如钓鱼所用的鱼杆、捕兔所用的夹子。相比之下，中国传统的作学问的办法，过于看重书本，把“第二手事”当成了“第一手事”，缺少向自然和社会“求真学”的精神。“中土之学，必求古训。古人之非，既不能明，即古人之是，亦不知其所以是。”[1](P.29)这种作学问的方法已不适用于当今中国社会的需要，必须改弦更张。“不独破坏人才之八股宜除，与[举]凡宋学、汉学、词章小道，皆宜且束高阁也。”严复有一位朋友痛切地指出：“华风之敝，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严复颇有同感。他毫不掩饰自己对蹈虚而作、不顾事实的旧学风的厌弃，宁肯背负发狂之名，也不愿重蹈“作伪无耻”的故辙。他在中西学术的对比中，痛陈中国变革学风必要性，主张引入西方人治学的实证方法。他羡慕西方那种“求真学”的精神，这种精神的实质就是向自然、向社会学习，而不仅仅是向书本学习。所谓“真学”也就是“新知”，即不断地向人类知识的宝库中添加新的珍宝。以“真学”的标准来衡量，旧学显然不合理，因为按照旧学的方法作学问，得到的是“多识”，而不是“新知”，充其量不过是重复前人的见识，不可能增加人类知识的总量。在严复看来，这大概就是中国越来越落后、西方越来越发展的原因之所在。中国要想赶上西方，就再也不能沿袭“夸多识”的老路了，必须转入“尊新知”的轨道。 严复指出，由于中国旧学作学问的方法不对头，不可避免地造成种种弊端。“然或得一言以蔽之，曰：无用。非真无用也，凡此皆富强而后物阜民康，以为怡情遣日之用，而非今日救弱救贫之切用也。”“吾又得一言以蔽之，曰：无实。非果无实也，救死不赡宏愿长赊。所托愈高，去实滋远。徒多伪道，何裨民生也哉！”“由后而言，其高于西学而无实；由其前而言，其事繁于西学而无用，均之无救危亡而已矣。”[1](P.44)他把改革学风提到救亡图存的高度：中国不能再沉湎于“无用”“无实”的旧风气之中了，必须开启“有用”“有实”的新学风，才能走出困境，迎头赶上。 严复指出，中国旧学作学问的方法不可取，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更不可取。饱尝科举之苦的严复痛陈科举制度的种种弊端，他说：“夫科举之事，为国求才也，劝人为学也。求才为学二者，皆必以有用为宗，而有用之效，征之富强；富强之基，本诸格致。不本格致，将无所往而不荒虚，所谓‘蒸砂千载，成饭无期’者矣。”[1](P.43)在严复看来，科举有三大害处：滋游手，坏心术，锢智慧。科举制度造就了一大批闭塞视听的无用之辈，不仅达不到培养人才的目的，而且成了扼杀人才、毁灭人才的陷阱。 在严复看来，中国旧学的治学方法的最大的毛病就是务虚而不务实，没有像西学那样贯彻实证原则。他批评传统的治学方法“师心自用”、“向壁虚造”，不讲究可操作性。用这种方法作出来的学问，往往于事无补；用这种方法作这样学问的人，好像骊山博士说瓜一样，“不问瓜之有无，议论先行蜂起”。这种人不仅可笑，而且可恨，即便像骊山博士那样被秦始皇杀掉，也不为过分。反观西学，决不如中国旧学这般务虚。西方人治学，重在实证。“凡学之事不仅求知未知，求能不能已也。学测算者，不终身以窥天行也；学化学者，不随在而验物质也；讲植物者，不必耕桑；讲动物者，不必牧畜。其绝大妙用，在于有以炼智虑而操心思，使习于沈者不至为浮，习于诚者不能为妄。是故一理来前，当机立剖，昭昭白黑，莫使听荧。”[1](P.45)由于中西学者采取的治学方法不同，作出来的学问也不同。比如面对竹子，西方的植物学家可以讲出一番科学的道理，而中国的王阳明格了七天竹子却格出一场病，仅得出“以道眼观一切物”的感慨。相比之下，中西治学方法的优劣，不言自明。 关于西学的治学方法，严复概括为三条。他说：“大抵学以穷理，常分三际，一曰考订，聚列同类事物而各著其实。二曰贯通，类异观同，道通为一。考订或谓之观察，或谓之演验”。“近世格致家乃救之以第三层，谓之试验。试验愈周，理愈靠实矣，此其大要也。”[1](P.93)观察、推理、试验是西方人“求真学”的主要手段，严复主要阐发了第一条和第二条，没有更多地论及第三条。他把观察的方法叫做“内导”，由事及理，由个别到一般，从事事物物中归纳出其规律；他把推论的方法叫做“外导”，即由理及事，由一般到个别，由已知的规律推演出未知的新规律。这样，严复就把西方实证的方法分解为两条原则，一条是经验的原则，另一条是逻辑的原则。严复对这两条原则大力加以倡导，并且作了比较深刻的阐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