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482(2001)01-0029-07 启蒙运动是一种通过宣传教育，使社会接受新知识而得到进步的运动。17到18世纪欧洲资产阶级的民主文化运动，因启发人打破中世纪的黑暗，当它传入中国时，有人译作“黎明运动”。在近代中国，正当一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推动早期中国启蒙运动开展的时候，一些外国的社会主义著作被译介传入中国，首先在这部分思想家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种社会主义学说的传入为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增添了新的内容，而启蒙运动又为社会主义运动的传介铺平了道路。 社会主义学说同近代中国启蒙运动的这种特殊关系是由特定的历史条件造成的。在西方，18世纪启蒙思想家所承担的历史使命是批判封建主义，而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则是在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出现以后才开始。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中国不能简单地按照西方启蒙学者所指引的那条道路走下去，因为当时西方启蒙学者所讴歌的理性、博爱、自由、平等，此时变成了帝国主义者对殖民地的侵略和掠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尖锐阶级矛盾和工人运动高涨的严峻事实，使中国的启蒙思想家们一方面试图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一方面又对资本主义采取批判的态度。由于中国启蒙运动和西方启蒙运动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差别，决定了它一开始就与社会主义学说的传播联系在一起。 一 戊戌变法的社会理想 近代史上的戊戌变法，其代表人物的积极作用，主要并不在于政治改革的成效，而是在于思想启蒙。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维新派要求在上层建筑领域内进行某些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改革，同时又在思想上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以进化论为核心的学说体系，即初步的资产阶级理论形态。由于他们对于世界环境和历史进程有一定的理解，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认识到帝国主义的腐朽的一面，能够清醒地看到中国所面临的严重威胁，列强“即不尔而握全国平准界之权，已是使我民无复遗类。”[1]基于这种原因，他们对西欧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抱同情态度。当然，他们所要求保护的不是社会主义。他们把社会主义附会在进化论上，将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原则运用于人类，使社会主义学说成为我国古代的大同思想在现代条件下的复活。他们在18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各项原则涂上一层浓厚的小农平均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色彩。 作为戊戌变法运动领袖的康有为，其空想社会主义思想集中体现在他1902年正式写成的《大同书》中。康有为的大同思想早在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即已萌芽，他在《实理公法全书》等著作中，初步提出了一些基本概念和基本观点，开始把西方的一些价值观念纳入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19世纪末，他将前期的大同思想又进一步具体化，并吸收了当时所能接触到的各种社会主义著述中的养分，使这种思想在保持批判旧世界的革命精神的基础上，又充实和丰富了内容。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回忆了自己的大同思想发展的历程。他说在《西国近事汇编》等书的影响下，他“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1884年，“始演大同之义”；1885年，“手定大同之制，名曰《人类公理》”；1886年，“又作《公理书》，依几何为之者”。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他对于西方的社会主义学说接触得更多一些了，因而其“大同思想”较前进了一大步，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和广度，从而建立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大同书》所歌颂的，是建立在“独人”基础上的“大同社会”，即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为核心的理性王国。 康有为在《大同书》里所讲的破除九界，包括取消国家和家庭，消灭阶级差别和贫富的差别，当然非常激进。但是，康有为作为资产阶级代言人，像西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一样，企图以社会全体群众的资格，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者出现。因而，他的大同设想，也就带来了不少问题：第一，这种“太平大同”经“待之百年”之后方可实行；第二，“九界”破除的方法，不是依靠阶级斗争，而是使大家明了天赋人权。他大肆宣传富人、贵人、帝王也有种种苦难，以此来掩盖劳动人民穷困和灾难的真实根源。他主张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和平共处，只要由“仁人”广为宣传倡导，即可使社会走向大同。例如说，男女皆平等独立，婚姻之事，不复各为夫妻，只订岁月交好之和约。这样实行60年，无夫妇父子之私，无遗产可传，就可以进入大同世界。这种上天堂的门票自然是廉价的，但只能是一张空头支票。康有为所说的“无有阶级”“人人平等”的大同世界，是指废除封建社会的身份等级制度，实行“无有臣妾奴隶，无有君主统治”意义上的平等，是在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基础上，建立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性社会，这客观上是新兴资产阶级对高度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强烈向往和歌颂。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石，就在于获得人身自由的个人，它把人从宗法社会中解放出来，而康有为强调“大同世界”建立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基础上，也具有社会的进步意义。 当然，《大同书》也想探求在今后中国工业发展过程中，如何避免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它认为，“机器之在今百年，不过萌芽耳，而贫富之离绝如此。”那么，在今后数十年，贫富不均，则会远若天渊。而“工党之结联，后此必愈甚。恐或酿铁血之祸。”所以，要紧的办法，是使“人无私家，无私室，无私产，无私店，无家而禄厚，性美而教深，必无侵盗之心，自无侵盗之事。”这里描述大同理想所使用的语言虽然类似空想社会主义，然而其思想又是庞杂和模糊的。它可以说是以基督教的平等、佛教的慈悲普渡和孔子的仁爱为基础，杂采中国传统思想和西方新说，在“三教合一”的基础上形成他的理想与现实改革的主张，所以其中充满了各种相互矛盾的观念。恩格斯曾经指出：“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实质正是在于既希望保全现代社会一切祸害的基础，同时却又希望消除这些祸害。”[2]康有为大同思想的实质也是如此。 由于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带有不少的空想社会主义色彩，所以，它在对未来的憧憬方面，虽然含有较多的虚幻和空想成份，但也预示了某些后来已经科学证明了其正确性的东西。比如，《大同书》中说，“太平之世”，工人阶级应该最受尊敬，劳动对人来说，不成其为一种痛苦。这说明康有为是受到了西方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在他完成《大同书》时，欧洲空想社会主义早已达到了高峰，西方之行，又使他有可能接触到傅立叶等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学说。而在《大同书》中也确实提到了傅立叶，同时在某些内容上也有与傅立叶等人的学说如出一辙的地方。毫无疑问，康有为如果不是广泛地从当时各国的社会主义著作中得到启示，《大同书》就不能达到如此的深度和广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