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学术文化，大体以20世纪初年为分界，以前的称为“传统文化”，以后的称为“近代文化”，当时，人们一般习惯地称之为“旧学”和“新学”。由于受张之洞《劝学篇》的影响，学术界对新学多有误解，认为新学即是西学，其实，新学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西方文化，它吸收了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因子而形成，是中国民族文化的一种近代形态（注：顾颉刚先生在民国初年就提出了这种观点，参见《中国近来学术思想界的变迁观》，载《中国哲学》第11辑，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此外，现代学者陈其泰、王先明发展了这一观点。参见陈其泰《清代公羊学》，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王先明《近代新学与社会文明转型的几点思考》，载《天津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在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中国文化经历了旧学——新学——新文化等新陈代谢的发展过程。应该指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于新学的形成影响最大者莫过于晚清文化保守思潮了。 为深入阐明本文的主题，有必要对晚清文化保守思潮做一界定。笔者认为：晚清文化保守思潮是在中西文化交融过程中，力图维护中国文化主体地位的一种社会思潮，其思想家们主张坚守中国文化的精神传统，适当吸收西方文明的物质成果，以此克服当时面临的政治、文化危机。要之，应把握以下三点：首先，应客观地理解“保守”和“文化保守”，无论是汉语，还是英语，“保守”一词本无贬义，即保卫坚守，坚持不使失去的意思。其次，应持一种中西会通的文化观，不应一看到文化保守者引进了西学，就怀疑其文化保守的真诚。实际上他们引进西学，目的是为了保国保教，况且中西文化也不尽为对立的关系，二者存在着一定的一致性和互融的可能。最后，不可将文化保守派与顽固派混为一谈。文化保守派虽然抑西扬中，但并非绝对否定西学的价值，甚至希望通过适当引进西学来维护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而顽固派完全否定西学的价值，持笼统排外立场。对于晚清文化保守思潮，笔者曾有专文论述（注：参见拙文《晚清文化保守思潮述论》，载《天津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在此不作过多重复。 一、破坏“传统文化”，客观上为“近代文化”的产生扫清障碍 “近代文化”——新学播种在洋务运动期间，萌发在甲午战后，基本定型于20世纪初年清政府的“新政”之中。在其成长的每一个环节里，晚清文化保守思潮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首先表现在其对“传统文化”的破坏方面，因为只有打破旧学的垄断地位，才能确立起近代社会的新文化。晚清文化保守思潮的著名人物尽管力图维护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但其活动的结果在客观上对传统文化的打击是突出的。 张之洞对结束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一统局面，客观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19世纪60～90年代，文化保守思潮的主旨是中体西用，用张之洞是这一理论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中体西用理论在维护儒学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强调引进西方文化的必要性，但在客观上无异于肯定了这样一个事实：在新的时代里，只靠传统文化的修齐之道、治国之方已不足以自立图强，引进西方文化已必不可免。这样一来，传统文化一统天下的局面实际上便结束了。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不得不退居较为抽象的“主体”地位。可见，中体西用论的主旨虽然是要维护中国文化，但在提出之初，却起到了突破传统、引进西学的客观作用。 20世纪初年张之洞主持的废除科举制度的改革又给传统文化以致命的一击。儒学是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学之所以在中国古代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绝不仅仅因为国家对其尊崇，还在于它一直是中国士大夫入仕的一条重要途径。因此，不管儒学处于怎样的混乱、矛盾之中，由于它能给中国士大夫带来现实的利益而拥有很大市场。早在明末清初，中国士大夫中就有人认识到了八股之害，提出了改革科举的要求，晚清士大夫重提此议。在戊戌变法期间，张之洞上《妥议科举新章折》，这是晚清士大夫提出的最为具体、最有分量的改革科举的建议，其方案如下：分三场考试，第一场考中国史事、国朝政治论五道；第二场考外国政治、军事、经济等五道；第三场考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取消小楷文艺之类，宗旨是“博之以经济，约之以道德，学堂有登进之路，科目无用之人”（注：《妥议科举新章折》，《张文襄公全集》卷48，中国书店1990年影印本。）。这样一来，儒学在科举中的比例就大大减少了。 20世纪初年，清政府重提“新政”，张之洞与刘坤一上《江楚会奏三折》，其中提出了递减以至停止科举的建议。此后，张之洞又与张百熙等人几次提出递减科举取士员额的建议，均获采纳。1905年，张之洞、袁世凯等会衔上奏，要求朝廷“雷厉风行，立沛纶音，停罢科举”（注：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三十一年八月，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五分册，总第5391页。），清廷接受建议，宣布自丙午（1906年）科起废止科举，宣布了自隋朝以来实行1300年的科举制度正式告终。科举制度的废除消解了儒学的社会基础，对儒学的衰落起了关键的作用，由于儒学是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学的没落也就是传统文化的没落。 康有为对儒学的衰落也起了突出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对古文经的否定上。1891年，康有为刻成《新学伪经考》，对中国儒学中的骨干——古文经作了彻底的否定，指古文经为伪经，认为是刘歆出于佐王莽篡汉的目的而伪造的，他还大胆地断定中国两千年王者礼乐制度均是伪经余绪。尽管该书武断之处不少，但该书无疑是对古文经学的宣战书，充分揭露了古文经学的弊病，一些观点不乏深识，如他认为秦代焚书没有也不可能将儒家著作悉数焚毁，已为学界肯定，他断定古文经学为刘歆伪作，也未必尽为妄言。直到20世纪60年代，顾颉刚先生还指出：《新学伪经考》“有一点价值，即是说古文学派的经书，有一部分是伪造的。当然不是全部伪造。刘歆的确有伪造”（注：《中国史学入门——顾颉刚讲史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年版，第51页。）。总之，康有为把古文经的弊端悉数列举，加以夸大，展示于世人面前，并发出全盘铲除古文经的信号，在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曾被称为“思想界之一大飓风”（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7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