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8587(2001)01-0080-05 通常认为历史学是有关客观事实的学问，但正确地说，它是一门从过去的无数事实中选择某种事实，再对选择出来的事实进行某种组合，并对组合起来的事实给予某种解释的学问。即是说，历史学是一门有关事实的选择、组织、解释的学问。但是，这并非历史家个人的恣意的选择、组织、解释，就结果而言，它必须是历史自身所发出的、属于历史自身的声音。在10世纪以前，日本有一位有名的雕刻家，叫做运庆，他以树木为材料雕刻佛像。他总是这样说：自己不是雕刻树木创造佛象，而只不过是把镇座在树木之中的佛陀请出来而已。历史学在终极意义上也是借助历史家之手挖掘历史自身脉络的工作。并非历史家选择事实，组合它们并给以解释，而是历史的事实经由历史家之手得以被挖掘出来，并呈现其本来的立体形象，给人以某种启迪。为此，历史家必须具有一种没有边界的主体性力量：这是一种抛弃所有先入之见进入历史的海洋，以听取历史的声音为指归的没有主体的主体性。因为现在的讨论并不是关于历史学本身的讨论，所以我不谈更多的相关问题；我只是希望诸位事先了解，我下面所涉及的内容是上面所说的这样一个前提下的选择事实、组合并解释它的一种新的尝试。而且我还要事先声明一个立场，那就是我挖掘中国历史形象的目的，是想要通过这样的历史形象纠正东亚既定的历史想象的扭曲之处，消灭伴随着这种扭曲的偏见、歧视和不平等。作为一个日本人，我要站在历史家的立场上，通过使历史自身进行叙述，以没有边界的主体性力量，来承担日本在东亚的殖民化与侵略的历史责任。 一、三个视角的交错 迄今为止，中国的近代叙述是以三个视角相互交错的形式来选择和组织事实，并进而进行解释的。 第一个视角，是以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作为中国近代开端的视角，可以称之为资本主义视角。这个看法把鸦片战争视为中国近代的开端。对此，没有必要多加阐释。在这一百多年里，中国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一直在进行着以牙还牙的抵抗和反击。在中国大陆，至今仍然持续着资本主义的渗透和倾轧的过程。 第二个视角可以称之为文明视角，这是把自觉于西欧文明的威胁从而无可选择地进行自我改革的过程、或者是抵抗和反击西欧文明的过程作为近代的视角。这个视角产生了洋务—变法—革命三段论和视五四运动为启蒙运动等等看法。在此，所谓启蒙是立足于西欧近代市民革命的价值观之上的。在五四启蒙时期，严复的译作《社会通诠》所起的影响作用是非常大的。原书中“图腾—宗法—军国”三段论，被严复用来解释中国的状况，说“中国属于七分宗法，三分军国”，认为这相当于文明阶段中的半开化阶段，它意味着中国作为一个弱国不仅在历史发展阶段上处于落后状态，而且在文明史上也处于落后状态。梁漱溟说在五四时期对于中国民族文化的否定首次开始占据了重要位置，这实际上是始于严复的。其后，有关东西方文明的问题从各个不同角度被讨论，而从中华文明的角度进行反击的动向也不断被强化，在本世纪后50年，在企盼着东西方文明共生与融合的人们中间，反过来倒是重新评价中华文明乃至强调它的卓越性的倾向更为显著。 第三个视角是我希望建立的内发式近代的视角，对此我将在后面讨论。在此，我必须先涉及已有的第三个视角，它是与内发式近代的视角正相对立的、所谓腐朽王朝自我崩溃的视角。这个视角认为，资本主义近代所造成的中国的苦难，原因在于腐朽的清王朝的历史的和文明的后进性。例如，在6、7年前中国出版的中国科学史，认为中国16世纪以后自然科学停滞的原因在于清朝官僚制的僵化和腐败。那种否定性地评价拥护清朝的洋务派和肯定性地评价试图推翻清朝的革命派的看法，就是立足于这个视角的。迄今为止对于中国近代的看法，就是由以上三个视角，也就是资本主义视角、文明视角、腐朽王朝视角交错而成的。 相对于上述既有的看法，我希望能够去掉第三个有关王朝腐朽的视角，代之以内发式的近代视角，从而在资本主义、文明、内发三个视角的交错点上考察中国的近代。那么，内发式近代是什么样的视角呢？ 二、中华文明圈的特性 在考察内发式近代的视角之前，我想先考察一下中华文明圈的特性。 中华文明圈的特性是它的长期稳定性，这是一目了然之事。但是并没有多少人是在与伊斯兰文明圈相比较的时候得出这个结论的，几乎多数人都是不加质疑地相信了一个现成的意象，那就是中华文明圈的稳定是相对于欧洲文明圈而言的：与变化激烈的欧洲文明圈相比，中华文明圈缺乏变化。相对于从中世社会直到近代完成了激烈变化的、进步的和发展着的欧洲，中华帝国的王朝更迭如同竹筒一般绵绵延续从而导致了停滞。那么，如果和伊斯兰文明圈相比又如何呢？伊斯兰文明圈在诞生伊始，就不得不腹背受敌地面对欧洲文明圈，背向印度文明圈。也就是说，它被置于与对等乃至优越于自身的邻近文明圈的不断抗争之中。它的领域曾经一度向西跨越地中海延伸至伊比利亚半岛，但是不久就退缩至非洲大陆北部；而另一方面，在20世纪以降，它向东延伸至印度尼西亚。可以说，它完成了文明圈全体从西向东的大移动。与此相比，考察一下中华文明圈的情况可以发现，文明圈的中心中国从来不曾从中国大陆向外移动过，也就是说，文明圈的领域不曾有过移动；同时，中华文明圈自古与其他文明圈有过交涉，但是却没有与罗马文明圈、伊斯兰文明圈、印度文明圈等对立抗争的历史。而且，奇妙的是，在它周边稳定的小王朝得以并存，这些小王朝即日本、朝鲜、越南等等在中华王朝的周边得以持续从数百年到上千年的历史。文明圈没有发生移动，恐怕与地势的条件相关。喜玛拉雅山脉和沙漠以及远距离的地理环境，避免了中华文明圈与其他文明圈的冲突。此外，在其内部有着不具排他性结构而拥有融合性的儒教和佛教的文化圈，这也直接导致了稳定和持续。进而，朝贡贸易体系这一国际关系的弹性结构，催生了中心国与周边国以及周边国之间的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的关系。总而言之，与很早就分裂从而处于半崩溃状态的罗马文明圈、可以称之为战斗的文明圈的流动性的伊斯兰文明圈、作为异民族流动的异文明走廊的印度文明圈相比较，可以了解到中华文明圈的长期稳定性具有地势上、结构关系上、内部构造上丰富的特性。把它仅仅视为“停滞”，这绝不是综合性的、多元化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