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晚清政治史研究没有热点 在对与晚清政治史有关的近200篇文章作了检索之后，一个总的感觉是1999年的晚清政治史研究没有明显的研究热点。比较而言，下面几个方面的研究值得重视。 戊戌变法100周年过后，戊戌维新运动继续成为本年度晚清政治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据不完全的统计，本年度发表的与戊戌维新运动相关的论文不下80篇，是晚清政治史研究中发表论文最多的一个领域。 戴逸在认真解读相关史料后，对戊戌年袁世凯告密的真相和袁与维新派的关系等问题提出新的看法，认为袁世凯在戊戌期间一度的确倾向于维新派，他通过徐世昌与维新派保持联系，与闻和支持他们的密谋，并且做出了使用兵力的承诺，但当时机紧迫时，他又不敢做杀荣禄、围颐和园、劫持西太后的冒险举动。在告密问题上，袁在八月初五日回天津后并未告密，只是到八月初六日晚听到杨崇伊带来的政变消息后，袁以为事情泄露，才为保全自己，和盘托出围园劫后的密谋，由此导致事态扩大，大批维新派被捕、被革、被逐，六君子被杀。（注：《戊戌年袁世凯告密真相及袁和维新派的关系》，《清史研究》1999年第1期。）焦润明的《清末维新派的文化产业与思想启蒙》一文对维新派所办的文化事业的性质和作用作了具体的分析，指出维新派借以表达自己政治主张的舆论宣传阵地（如新闻报馆和出版业）是按资本主义文化产业的方式经营的，理由是：商股在其资本来源中占有不少份额；企业采用资本主义企业的经营管理模式，有董事，有经理，有雇员，存在着雇佣与被雇佣的劳资合同关系，并实行成本核算，自负盈亏，兼以盈利为目的；此外，维新派所办的著名文化企业都有一定的再生产规模。同时，文章认为，维新派自觉地借助于文化产业的运作方式宣传其思想主张，不但扩大了他们在全国的影响力，从而掀起戊戌思想解放和新的文化运动，而且也因此奠定了自己的阶级属性和思想地位。（注：《清末维新派的文化产业与思想启蒙》，《社会科学辑刊》1999年第1期。） 在戊戌维新人物研究方面，本年对谭嗣同的研究较为集中。罗福惠在《解读谭嗣同》一文中以语境、内证和“秘钥”为立足点，对谭氏的为学、谭氏与康梁的同异、谭氏在中西对比中的全盘自省、谭氏的民本位论和国家观、谭氏维新主张的可行性、谭氏的生死观等6个问题，逐一加以解读，指出谭氏思想和行为所表现出来的“幽挚”、“精锐”，非“单面”、“直线”式的解释所能言尽，而正与其复杂、矛盾息息相关，他的偏颇除了深思熟虑不够之外，还有有意为之的因素。（注：《解读谭嗣同》，《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1期。）贾维对戊戌维新时期谭嗣同与盛宣怀围绕开发湖南煤矿问题所发生的一段交往历史作了深入的考察，从经济活动的角度揭示维新派与洋务派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湖南维新运动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指出盛宣怀邀请谭嗣同协助办矿，是想利用后者在湖南的关系和影响，为其汉阳铁厂服务，而谭主动承担赴湘开矿之责，则是想藉此机会，返湘参加维新活动，并与梁启超赴湘讲学相配合，积极推动湖南的维新变法，但由于湖南巡抚陈宝箴对聘请外国矿师及成立商办矿务公司存在顾虑，也由于湘煤当时的状况难以满足汉阳铁厂的需要，促使盛宣怀决定舍湘煤而用赣煤，最后致使谭嗣同的湖南之行无功而返。（注：《谭嗣同与盛宣怀》，《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1期。）苑书义对张謇在戊戌维新运动中的态度和立场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认为张謇与维新运动的关系用“若即若离”较为客观公允，即一方面同情，甚至支持或者直接介入维新运动，另一方面对维新又有微词而保持一定距离。这种复杂历史现象的造成，内因是张氏的阶级地位和思想状况，及其与维新派在一些观点上的分歧，外因是当时政坛上的几支活跃派别的制约，如翁同龢的帝党，张之洞、刘坤一的洋务派等，张謇与他们有更多的共同特征，他们都植根于封建主义而又倾向于资本主义，忠实于传统营垒而又具有改革精神，他们与维新派有同有异。张氏“若即若离”的态度，有利于维新运动的开始兴起，但不利于维新运动的深入发展。（注：《张謇与维新运动》，《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太平天国与晚清政局的关系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朱东安在《太平天国与咸同政局》一文中具体考察了太平天国对咸同政局的影响，指出在太平天国革命的沉重打击下，清政府被迫调整了满汉关系和自身的权力结构，地方行以汉制汉、放权督抚之策，中央则恢复相权，使宰相成为新政策的制定者与实施者，其结果造成皇权流失和国家权力重心下移；在对太平天国的战争基本结束后，那拉氏虽夺回相权，使中央政权归复旧制，但始终无法收回失落于地方的军政大权，督抚专权终成定局，乃至影响民国一代。（注：《太平天国与咸同政局》，《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2期。）王继平则对湘军集团的崛起与晚清政局的关系作了考察，认为作为地方势力的湘军集团的崛起没有导致清朝的崩溃，反而出现“同治中兴”的新气象，使清王朝的统治延续半个世纪，这与湘军集团与朝廷之间的互动关系有关。就清政府方面来说，它一方面利用湘军集团镇压太平天国，稳固其统治，但同时又始终加以防范、牵制，从而使晚清政局没有因湘军集团的崛起而造成尾大不掉之势。再从湘军方面来说，他们以经世派士人为主，始终保持儒将风格，对清政府忠诚不贰，在处理与清政府的关系方面始终以忠诚为基础，以维护封建的统治秩序为原则，从而导引出中兴的“大业”。（注：《论湘军集团与晚清政局》，《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9年第4期。） 本年对中日甲午战争中北洋舰队及其提督丁汝昌的研究有所深入。如马骏杰对甲午战争中北洋舰队没有积极援旅问题提出一些与以往不同的看法。（注：《甲午北洋舰队援旅问题新探》，《军事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苏小东就丁汝昌提督北洋海军的功过是非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认为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中失败，直至全军覆没，提督丁汝昌固然负有一定的责任，但更主要的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注：《丁汝昌与北洋海军》，《安徽史学》1999年第4期。）苏小东进一步从北洋海军管带群体的素质探讨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失败的原因，指出北洋海军管带群体的军事素质与旧式水师军官相比已有质的进步，但横向与同期先进国家的海军军官相比，则其素质显然不高，远未达到近代海军舰长所要求的水平；而北洋海军管带群体与日本海军舰长在军事素质上存在的差距，又正是北洋海军屡战屡败直至全军覆灭的一个重要原因。（注：《北洋海军管带群体与甲午战争》，《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2期。）张一文对清廷1888年10月颁布《北洋海军章程》的经过和基本内容作了扼要的介绍，并对其在晚清军事思想史上的学术价值作了简要的分析，指出：“《北洋海军章程》是中国第一个有关近代海军的典籍，与原来绿营水师、湘军水师的一些典章制度迥异，故具有重要的军事学术价值。”它的制订不但是晚清军制改革的先声，而且是中西军事文化相融合的第一个成果。它的不足之处在于有关海军对敌作战及其战略战术问题被严重忽视，这也是导致后来北洋海军覆灭的原因之一。（注：《〈北洋海军章程〉及其军事学术价值》，《军事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