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76X(2000)04-0093-04 《海国图志》是魏源奠定其历史地位的最负盛名的著作之一，它以其丰富的世界地理知识和深邃的理性思考给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以巨大的影响，多年来一直是魏源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就20年来《海国图志》的研究作一简要的回顾。 一、写作缘由及性质 从外部条件来看，鸦片战争的失败给魏源造成的巨大的心灵震撼，即“愤”与“忧”，是促使他写出这一巨著的主要原因。章开沅指出；魏源在强调发愤与忧患之际，特别提出“愤悱”一词，构成了民族义愤的较高层次，把对于外来侵略的反应从感情层次提高到理性层次，接触到了近代化这一命题[1]。苏中立、涂有光则把魏源的这种“哀民生之艰辛，忧军事之衰弱，愤吏治之腐败，忧人才之空泛和虚患”的思想，归结为忧患意识，他以这种忧患意识为起点，开始了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艰难跋涉，从而写出了《海国图志》这一影响深远的历史巨著[2]。 魏源自身的文化修养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则是更重要的内在条件。经世致用是魏源思想中一以贯之的精髓，《海国图志》中提出的改革开放方案，是魏源经世致用思想的必然产物[3]。另外，魏源非常注意考订精审和广证博引，这也是他写出集大成性的世界历史、地理巨著《海国图志》的重要的原因[4]。 关于《海国图志》的性质，有三种不同意见。方早成和王宏斌认为它是关于世界历史、地理的专门著作，是鸦片战争后中国人自编的一部最详备的世界史地参考书，它以编排文献资料加按语的方式全面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宗教和民族文化[5]。章鸣九认为《海国图志》主要是辑录性质，书中对世界各国地理、历史的介绍基本是辑录有关著作原文，书中本志部分应视为文集汇编，而不是著述[6]。戚其章则认为：从《海国图志》的增补及其主内容看，它不是一部单纯介绍世界历史、地理知识的书，而是一部带有强烈政治倾向的著作，它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主张，进而萌发了追求近代化的意愿。 二、具体内容及其评价 《海国图志》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从50卷扩充到100卷。50卷本偏重于“海国夷情”的一般介绍，60卷本增加了介绍西方先进技艺的篇幅，强化了“师夷长技”的观念。100卷本则涉及到了“西国政教例”，开始介绍其政治体制。这反应了魏源“世界意识”的逐渐增强，以及“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深化。近二年来，国内学者在对《海国图志》内容的介绍和评价上达成了很多共识，但明显的分歧依然存在。 （一）“欲平海上之倭寇，先平人心之积患”思想的性质与作用 魏源在《海国图志·叙》中指出，中国政治有两大积患：“人心之寐患”和“人材之虚患”，只有首先克服这两大积患，才能“天日昌”，“风雷行”。对魏源这个思想的性质与作用，学术界存在着明显不同的观点。 吴雁南认为“平人心之积患”思想不过只是魏源改革思想的一个表现而已，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7]。 更多人则认为，“怯二患”思想是魏源“师夷、制夷”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魏源认识到“寐”与“虚”是立国之大患，必须首先“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怯除昏睡无知的“寐患”和华而不实的“虚患”，振奋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然后才能国富民强，有效制止西方侵略[8]。 俞祖华进一步把“平人心之积患”思想誉为清末民初改造国民性思潮的先声。《海国图志》提出了紧密相关的两大命题：“师夷长技以制夷”和“平人心之积患”，前者为兵机，后者为兵本，分别与甲午以后日益明确的“救亡”与“启蒙”两大主题前后响应，上下连贯[9]。 （二）对魏源引介西方近代民主制度的评价 随着对西方资本主义了解的加深，到百卷本出版时，魏源开始更多地关注西方的民主政体，详细介绍了英国的君主立宪政体和美国的民主共和制度。对此，论者们普遍肯定这是一种进步倾向，反映了魏源对封建专治制度的不满和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向往。但至于其性质及具体评价，却有明显的意见分歧。 钟觉民等认为魏源对西方民主制度的认识是浮光掠影和支离破碎的，他肯定民主制度并不表明对君主专制不抱希望，不易认定他有仿效西方的愿望[10]。魏源对西方民主制度的仰慕和向往，固然说明了他已认识到西方国家的近代民主制度比中国封建专治制度有些进步，但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也决定了他不可能洞察西方民主制的虚伪本质，更没有朝向资产阶级转变，而仅仅是具有了一定的资产阶级倾向，表现了对清朝封建专治制度的强烈不满[11]。丁伟志和陈崧也认为，魏源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肯定性介绍，虽然为以后变法思潮的勃兴提供了重要的事实依据和思想材料，但他并没有丝毫要中国师其制度的意思，更没有对照批评中国君主专制的主张[12]。 张磊认为，魏源对西方社会政治制度肯定性介绍包含有不容忽视的启蒙意义，它冲击了封建君主制度万古长存的僵化观念，成为资产阶级维新派，革命民主派引进西方社会政治学说的先声[13]。李汉武的评价最高，他认为魏源称赞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可垂亿世而无弊决不是即兴的赞词，而是他政治理想的真实流露。他明确表示了仰慕西方民主制度，表明了他的思想已经开始摆脱封建专制的束缚而跨入了近代的门槛[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