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胡厚宣先生在回顾其治学生涯时说，他“受王静安‘二重证据法’之启发教育，用甲骨文结合商史与商代遗迹，来解决甲骨学殷商史上的重要问题”。其中撰于抗战时期的《四方风名考证》一文，“举出《山海经》、《尧典》及其他古书中有一整套的古史资料，与殷武丁时代的甲骨文字完全相合，这在当时颇引起一般学术界的注意”。因为“当时据‘疑古学派’看来，《山海经》是伪书，有人说作于东汉时，《尚书·尧典》亦后人所作，顾颉刚先生甚至认为作于汉武帝时”。换言之，一些疑古史家认为后出甚至可能是伪造的史籍，经此文使用地下材料印证，“并非荒诞不经之作，而确实保留有不少早期史料”，因此颇引起时人注意（注：胡厚宣：《我和甲骨文》，《学林春秋》，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74-275页。）。 不过，疑古和使用传说材料证古两者都是民国新史学的核心组成部分；疑古派的代表顾颉刚本人恰是提倡使用传说材料最力者，故二者可以说是以顾先生为代表的古史辨派的两大基石，几乎已成为该学派的象征。但二者的互动却未必产生正面的影响，反造成相互冲突甚至对立的诡论性后果，这是很值得思考的。这个问题将另文专论（注：有些初步的思考可参阅罗志田《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民国新史学的一个诡论现象》，《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本文仅通过考察近代中国学人对《山海经》这一带争议的旧籍是否可以（及怎样）用为史料的态度转变，初步探讨民国新旧史料观的错位、传统观念怎样在“现代”学术里通过转换表现形式而延续、以及与此相关的学术传统之中断与更新等问题；主要是提出问题并勾勒演化路向，不求全面，也无意于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山海经》在清代学统中的沉浮 如果详细重建《山海经》在历代学者认知中形象的演变这一长期历程，以该书为一面镜子来映照不同时代不同学人对其内容究竟是否可信或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依据的态度之变化，应能对中国学术史甚至思想史产生不少启示性的认识（注：钟敬文的《〈山海经〉是一部什么书》〔《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下），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329—341页〕从不同的角度列举了不少历代论及《山海经》的材料。）。这当然已溢出本文的范围，但简单回溯一下这一历程却对我们了解近代中国学人究竟是在怎样的学术语境下处理《山海经》有所助益。 吕子方先生曾撰有十余万字的《读〈山海经〉杂记》，他注意到，从汉代起历代诗赋多引《山海经》中事以为典故，说明该书很早就被广泛阅读（注：吕子方：《读〈山海经〉杂记》，收其《中国科学技术史论文集》（下），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74页。）。不过诗赋多属后来“文苑”的范围，儒林之中对《山海经》就未必那么看重了。司马迁写《史记》时已面临《山海经》的处理问题，他以为：“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注：《史记·大宛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标点本，第3179页（标点稍有更动）。）在《汉书·艺文志》里，《山海经》列“数术”类“形法”家，与司马迁的认知尚接近（然不同）。此后该书在古代中国目录学里所属类别有数次转换，《孔子家语·执辔篇》有“子夏曰：商闻《山书》曰：地东西为纬、南北为经”一语，吕子方先生据此指出，“在《家语》成书时人们已承认《山海经》是一部地理书了”（注：吕子方：《读〈山海经〉杂记》，第5页。）。后来的《隋书·经籍志》里《山海经》列史部地理类，此后各代官私目录多随之。到清人编《四库全书》，则说其“侈谈神怪，百无一真，是直小说之祖耳。入之史部，未为允也”；遂改列子部小说家类。然而晚清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又特创一个子目“古史”来容纳像《山海经》和《穆天子传》等引起前人或后人怀疑的书籍（详后）。 总体地说，《山海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人看做与史相关的旧籍，且一般并不怀疑其为“先秦古书”（注：马端临：《文献通考》将《山海经》置于《经籍考·史考》中“地理”书之首，依司马迁意，承认其为“先秦古书”（《文献通考》卷204）。）。但对于司马迁不敢言的“怪、物”内容，历代学者也多有不同看法和诠释。撰《通典》的唐人杜佑认为：“《禹本纪》、《山海经》不知何代之书，恢怪不经。夫子删诗书后，尚奇者先有其书。如诡诞之言，必后人所加也。”宋人胡应麟则以为该书是“战国好奇之士取《穆王传》，杂录《庄》、《列》、《离骚》、《周书》、《晋乘》以成者”（注：均转引自吕子方《读〈山海经〉杂记》，第2页。）。 朱熹注意到，古今说《楚辞·天问》者，皆本《山海经》和《淮南子》二书，“今以文意考之，疑此二书本皆缘解《天问》而作”。他“常疑《山海经》与此书（按指《天问》）出入处，皆并缘此书而作。近说者反谓此书为出于彼而引彼为说，误矣。若《淮南子》明是此书训传亡疑”（注：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上海古籍书店1987年标点本，第238页（卷8）；朱熹：《题屈原〈天问〉后》，《朱熹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标点本，第7册（卷82），第4251页。本条材料承刘复生先生提示，谨此致谢。）。从朱熹的话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宋人也有主张《天问》出于《山海经》的见解，此意清儒吴任臣得之，他认为“周秦诸子，惟屈原最熟读此经”，《天问》中许多名物“皆原本斯经。校勘家以《山海经》为秦汉人所作，即此可辨”（注：转引自吕子方《读〈山海经〉杂记》，第5页。）。 乾嘉时代是考据大兴之时，有“校勘家以《山海经》为秦汉人所作”的见解自属正常。但乾嘉时的清代汉学又向以“正统”观念著称，且《山海经》正是在这一时代所编的《四库全书》中被从史部地理类革出而归入子部小说类。此时“校勘家”的视野已及《山海经》，提示着一种学术多元化的倾向，应为治学术史者所关注。 实际上，乾嘉学者的眼光过去或有被误读的可能，至少乾嘉学风并不像过去认知的那样一统化；那时《山海经》这种“昔人所鄙夷而不屑道者”其实已被一些人“居之以为奇货”，甚至可以傲世。最受民国辨伪者尊重的崔述当时观察到，乾嘉时已有“一二才智之士务搜揽新异，无论杂家小说、近世赝书，凡昔人所鄙夷而不屑道者，咸居之以为奇货，以傲当世不读书之人。曰吾诵得《阴符》、《山海经》矣；曰吾诵得《吕氏春秋》、《韩诗外传》矣；曰吾诵得《六韬》、《三略》、《说苑》、《新序》矣；曰吾诵得《管》、《晏》、《申》、《韩》、《庄》、《列》、《淮南》、《鹖冠》矣。公然自诧于人，人亦公然诧之以为渊博；若《六经》为藜藿，而此书为熊掌雉膏者然，良可慨也！”（注：崔述：《崔东壁遗书·考信录提要·释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标点本，第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