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的中国：思想史上的象征意义

      1895年的4月6日，关于是否割让台湾的事情已经传得沸沸扬扬，这使一些士人心情激荡，翁同在皇帝面前，与大臣们争得激动万分，以致于“大龃龉”，但是，并没有能够阻止这桩后来让人们想起来就辛酸的“胯下之辱”（注：《翁同日记》第五册，2792页，中华书局，1997年。在甲午海战前后，翁氏曾经急得上火，“一团热火尽在上焦，有燎原之势”，“闻平壤已失，益决肝火上炎”，他是坚决的主战者，大约正因为如此，他才对城下之盟特别痛心，同上，2730-2731页。）4月17日，马关条约签字，第二天，郑孝胥就在日记中写下了一段话，说“闻之（和议）心胆欲腐，举朝皆亡国之臣，天下事岂复可问？惨哉”，又过了一天，唐景崧从台北来电对郑氏说，台湾“一旦授人，百万生灵如何处置。外洋能不生心，宇内亦将解体……铸此大错，曷胜痛哭”（注：《郑孝胥日记》482页，中华书局，1993。）。字里行间充满了一种几乎痛不欲生的感觉。在当时，这种天崩地陷的感觉并不是他一个人的，就在这两天，叶昌炽在日记中写到，“国无以为国，谋国者之肉，其足食哉”（注：《缘督庐日记》光绪乙未三月廿五日，转引自《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书信日记集二》338页，上海书店，1992。），向来记日记很简单的张謇，在听到这一消息后，也破例在日记中逐条记载了条约内容，并痛苦地说“几罄中国之膏血，国体之得失无论矣”（注：《张謇全集》第六卷，371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而一直在皇帝身边的翁同恰好把陈炽的《庸言》和汤震的《危言》进呈给皇帝，但是，似乎就在他自己的心里，也觉得这只是扬汤止沸，在日记里，他说到自己连日与人争论，连到皇帝面前也不免激动，可是“无所补救，退，与高阳谈于方略馆，不觉涕泗横集也”（注：《翁同日记》第五册，2795页。），而皇帝本人也意识到了这种形势的严峻和残酷，尽管在公开的文书中，对主张“地不可弃，费不可偿，仍应废约决战”的人说一些“兼权审处”的话（注：《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六六，光绪二十一年四月，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本3320页。），但在私下里说到台湾，也愤然说道：“台割则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注：《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六六，光绪二十一年四月，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本2797页。关于1895年的历史情况，参考郭廷以编《近代中国史事日志》第二册，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台北，1963。）。

      每一个关心中国命运的人，在那时都似乎被忧郁激愤的心情和耻辱无奈的感觉所笼罩。

      一

      这种深入心脾的忧郁激愤心情和耻辱无奈感觉，大约是中国人几千年来从来不曾有过的。在此前的中国的上层文化人中，很少有人特别地把日本放在眼里的，关于岛国虾夷的印象和想象，始终滞留在他们的历史记忆中，给他们带来自大、傲慢还加上无端的鄙夷。“东洋”在近世中国人的心目中是不可以与“西洋”相提并论的，关于西洋，陈旭麓曾经考证说，“洋、夷二词的正式交接点，则是一八五八年六月二十六日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注：《辩夷、洋》，载陈旭麓《近代史思辩录》22-30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如果说，这是中国官方对西洋人态度前倨后恭的转折，但是此后好几十年里，中国人对于日本还是没有改变居高临下的观念，光绪初年(1875)，翁同看出日本人“阴而有谋，固属可虑”，但终究觉得日本还是小邦，于是从鼻子里哼出不屑，加上一句说“穷而无赖，则更可忧”（注：《翁同日记》第三册，1113页，陈义杰整理，中华书局，1993。），光绪五年(1879)那个相当开放的薛福成在写他那篇《筹洋刍议》时，虽然注意到日本“仿效西法”而且自称“胜于中国”，但从经济实力、器械物质、人口数量等三方面看，他觉得日本还是不如中国（注：《薛福成选集》53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把日本称为“东洋”并在观念上与“西洋”对举，大约是很晚的事情（注：在清代很长时间里，很少有人把日本称作“东洋”的，如清中叶的赵翼《天主教》、姜宸英《日本贡市入寇始末拟稿》、蓝鼎元《潮州海防图说》、纪昀《传闻少实》虽然都说“东洋日本”，但是这东洋是说它在东面大洋中，“洋”并没有与“土”相对，只是一种空间位置而已，分别见于《清经世文编》卷六十九，五页B、卷八十三，九页A，四页A、卷六十九，十一页A。），可是，这个时候的日本，却早早地把自己放在了世界的格局中，一方面逐渐滋长着对中国的优越感和傲慢心，一方面又培养着身处列强的危机意识，福泽谕吉的“脱亚论”似乎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转折象征，象征着日本的立场，从联合亚洲对抗西洋列强转向在亚洲称霸以与西洋争胜，于是，在这种有备与无备之间，中、日之间的强弱渐渐逆转，最终“攻守之势易也”（注：关于这一方面的研究，参看伊藤之雄《日清战前の中国朝鲜认识の形成と外交论》，载古屋哲夫编《近代日本のフジァ认识》103-171页，绿荫书房，东京，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