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庚子时论中的东南意识述论

      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上海报刊发表了许多题为《论南人忧虑北事》、《平北乱以定南方》、《南北主见已分途》、《南方不宜受北方指授》、《保卫南方商务》、《保全南方之法》、《筹南十策》、《使南方平安中国幸存》、《论东南人心》、《论赔款须视南方之力量》、《论宜迁都南京》等社说，以及其它从上海、东南和南方的视角观察时局和考虑对策的文字，凸显出一种“东南意识”。以往学术界虽曾将“有关义和团舆论”列为义和团资料，但迄今尚较少见到这方面的专门性论述。本文依据上海图书馆馆藏较为完整的《中外日报》、《新闻报》等报刊缩微胶卷和已经影印出版的《申报》等报刊资料，对上海庚子时论及其所寓含的“东南意识”作初次考察，以期有助于扩大义和团运动史研究的视野，并加深对义和团运动的历史影响的认识。

      一　上渝“有不肯痛剿之意，沪上商人为之震动”

      庚子年初，上海报刊舆论有两个中心，一是震惊和愤懑于“己亥建储”上谕的发布，一是开始对义和团运动兴起的关注，这种“愤懑”和“关注”逐渐深化和强化，并相互联结，推助了带有上海、东南和南方特征的“东南意识”的显现。

      1900年1月24日（己亥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清廷发布上谕立溥为大阿哥，隐含废立之意。25日，电讯传到上海，“沪上人心沸腾”。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暨寓沪绅商一千二百三十一人于26日联名电呈总署代奏，“请皇上力疾监御，勿存退位之思”。27日，《苏报》发表这份电文，并开列签名者中的五十人名单（注：虞和平编：《经元善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09页。），影响很大。《新闻报》的社说责问，“不废之废，何以告海内”。（注：《嗣统踈言》，《新闻报》1900年1月26日。（以下所引1900年的报纸，不再注年））《中外日报》则说此诏为“上迫于母后，下挟于权奸”所下，抨击“太后此举”是一种“日暮途穷，不为久常之计”的表现（注：《中外日报》1月26日。）。清廷为压制和转移舆论，除追捕经元善外，于2月14日再次发布缉拿康有为、梁启超的上谕，并悬列十万两银的赏格。（注：朱寿朋编、张静庐等校点：《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中华书局版，总四四七○页。）《申报》连续发表迎合清廷旨意的社说，谴责康梁，对“远近流传”并“横肆议论”“废立之事”表示“深恶痛绝”，并例举“经元善之疯狂聋瞽”和各地的“闹教”，感叹“人心浮动之可忧”。（注：《靖谣言》、《论中国新机实被康逆所阻》、《论中国人心浮动之可忧》，《申报》2月5日、19日、22日。）《中外日报》为汪康年主办，他弟弟汪贻年任主笔。该报发表一种与《申报》不同的声音。它在《恭读十五日上谕书后》的社说中抨击悬赏缉拿康梁为“政府”的“不智之举”（注：《中外日报》2月16日。），还借西人之口，称赞“经某”“忠勇”，“虽已避匿，但已为皇上办一大事”，并警告，若逼皇上退位，“恐南省难免大乱”（注：《北京西人论中国近事》，《中外日报》2月25日。）。《新闻报》的语调较为缓和，但也借“西友来稿”的名义，说“康有为、梁启超当世之豪杰而变法太急”，发出“忠告”：“庶几圣朝宽大之恩可以网开三面，而不至于严密缉拿”。（注：《谠言篇》，《新闻报》2月16日。）

      上海各日报间的持论不同还引发了一场笔墨纠纷。《申报》的反维新言论引起上海舆论界的强烈不满。1900年1、2月间，《中外日报》和《同文沪报》先后登载一则署名为“伤心客”的《普天同愤》告白，说：“中国顽固守旧，不能立于万国并立之世，致召瓜分之祸”，“斯时得千百报馆明达，大声疾呼陈利害于天下，唤起国民之爱力以维持国运，尚不克有成。乃有……某报馆主笔得鄂客某君洋三百元，以某君一家之私言公之天下，混淆黑白，是何肺肠，实堪痛恨”。最后呼吁：“勿使……其恶毒毒中国四百兆之人心”。（注：《中外日报》1月29日。）3月初，广学会一位牧师也投书《申报》馆馆主，说“《申报》系旧物”，“主笔黄姓受旧党贿洋三百元”，“《申报》不应谤毁康有为经莲珊诸人”。（注：《发明申报宗旨》，《申报》3月8日。）沪上人士深疑《申报》的言论与“鄂客”有关，以致宋恕在1900年4月从上海发出的家书中也述及：“两湖去秋后已禁阅各报甚严，惟受贿之《申报》许阅”。（注：胡珠生编：《宋恕集》下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701页。）在“群起而驳斥”的氛围下，《申报》发表专文进行辩解，并说对康有为“笔伐口诛”完全符合“本馆设报之宗旨”。（注：《发明申报宗旨》，《申报》3月8日。）固然，《申报》受贿说难有确证。但经元善的“聚众抗疏”和各日报对《申报》的这种“打狗”式的“驳斥”，实是上海公众舆论对后党废立阴谋的一种自觉抗争和一次沉重打击，这无疑是洋溢于上海庚子时论中的东南意识的前奏。

      庚子年初，上海各报在震惊于“立嗣”上谕发布的同时，对义和团也间发议论。原先，上海各报只是对各地“民教不和之案”日益增多予以注意，态度比较平和，主张加强民教沟通，“以绝闹教之案”。（注：《论弭教案在融洽民教之性情》，《申报》1899年11月1日。）1899年12月以后，外国新闻传来许多关于山东平原、荏平、禹城等地反洋教的消息。1900年1月，《万国公报》发表山东庞庄公理会来稿《山东义合拳（或作义和团）匪论》，谈及义和团在平原县开展反洋教斗争的情况，抨击鲁抚毓贤“弹压”不力，“阳示护善而遣兵，阴实纵恶以泄忿。”（注：《万国公报》卷一百三十二，第二十四页，己亥年腊月。）这是上海报刊中最早在标题中称义和团为匪的文章。也是在1月，上海各日报纷纷开始刊发义和团的专题评论。《新闻报》和《申报》于1月5日和6日先后发表《山东教案感言》和《纪山东教案推而论之》等社说，担心“中国处此孱弱之时”，“教事一起，则西人必有借口”，主张“练兵防御”以资镇慑，不赞成所谓“惩乱民以重典”的意见。（注：《报纪山东教案推而论之》，《申报》1月6日。）1月12日（十二月十二日），清廷颁布处理“民教案件”的上谕，明确提出“会匪有别”的政策。（注：《发明申报宗旨》，《申报》3月8日。总四四六二页。）《申报》持完全赞同的态度，称“上谕祗问其肇衅与否、为匪与否，不论其教不教、会不会，可谓得治匪之原而保民之要策也。”（注：《恭读上谕谨注》，《申报》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