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近代中国思想史的人都知道，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思想主要来源于亨利·乔治和约翰·穆勒的土地国有主张。西方土地国有思想的输入显然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按照孙中山的说法，他在旅欧期间（1896—1897年）接受了亨利·乔治的思想，在《孙文学说》中这样说：“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乃采取民生主义。”（注：《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72页。）夏良才先生在《论孙中山与亨利·乔治》一文中探讨了孙中山接受亨利·乔治学说的历程，认为“孙中山对亨利·乔治学说的认识，是通过多种途径才完成这个过程的”。并且推论指出，孙中山最早获得享利·乔治学说可能是从《万国公报》刊登的马林等人撰写的有关文章而来的。（注：夏良才：《论孙中山与亨利·乔治》，《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6期。）这项研究对于探索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形成很有意义，但它尚不足以说明西方土地国有思想早期输入中国的具体情况和重要影响。究竟亨利·乔治等人的土地国有思想是怎样传入中国的？它的传播情况如何？有哪些历史影响？弄清这些问题，对于评价近代西学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关系是很有意义的。 （一） 由于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西方的资产阶级理论家早在18世纪末就提出了土地国有的问题。到19世纪初，资产阶级土地国有论广泛传播。1848年约翰·穆勒写了《经济学原理》一书，尖锐批评坐享地租不劳而获的地主阶级，要求对全国土地估价，现有土地价值归地主所有，估价后因社会进步而自然增加的价值以租税的形式交给国家。马克思曾经指出：“这是工业资本家对地主怀抱仇恨的率直的表现。”（注：马克思：《哲学之贫困》，人民出版社1950年版，第232页。）亨利·乔治在《进步与贫困》一书中，认为地价日益上涨是造成贫富不均的重要社会原因，提出人人应享受同等的生存权，“所有的人都有使用土地的平等权利”。主张国家放弃一切其他税收，单单征收土地税就可以装满国库，满足国家财政需要，以为这样就可以预防社会经济周期性危机，增加工人和农民收入，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他的这种思想主张在19世纪末期的西方世界风行一时，按亨利·乔治精神所拟定的土地改良方案，成为当时美国、英国资产阶级的时髦话题。这种思想在1895年通过传教士马林也传到了正在酝酿反对封建统治的中国。 马林是加拿大传教医生，1886年来华，先后在上海和南京行医。他在1895年到1905年间与中国知识分子李玉书等人密切合作，在《中西教会报》和《万国公报》上发表了许多译介文章，结合中国的现状，努力宣传斯宾塞的自由民主思想和亨利·乔治的土地国有主张，翻译出版了《富民策》等著作。1911年他与江亢虎一起，说动两江总督张人骏，在南京城郊创办农赈会，进行“土地归公”实验，旋因辛亥革命爆发、张人骏失踪而不了了之。中国社会党成立后，他与李佳白等人多次发表演说，继续宣传亨利·乔治的所谓“社会主义”和单一税。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是时马林在南京，与张勋颇有来往，曾力劝张勋在攻下南京后不要纵兵抢掠。张勋虽然满口答应，而实际上仍然纵兵抢劫。 马林是亨利·乔治思想的崇拜者。他称赞说：“美国卓尔基亨利先生夙精格物，久擅大名，百氏之书无所不读，书中之是非真伪了如指掌，而又情殷济世，欲为贫窭者一破迷津，著作风行几遍天下，深冀明此道者无不读其书，读其书者无不服其论也。且书中引证确凿，议论谨严，以无我之公心，筹救人之良策，虽其驳辨诸作直令观者无从置喙，作者无处容身，然心实欲救天下之贫人。诚如孟子所云：‘予其〔岂〕好辨〔辩〕哉？予不得已也’。”（注：《各家富国策辨》，《万国公报》第121册（第11年第1卷），1899年2月，第4页。）他对于下层人民的处境，尤其是对于中国农民的苦难生活寄予同情和关怀，1895—1905年间，他在《中西教会报》和《万国公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其内容大都与土地国有和单一税有关。就发表的报刊及其合作者来说，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95年9月开始到1898年2月，在这一阶段，关于土地国有问题，马林在《中西教会报》上发表了4篇文章，题目分别是《有土此有财论》、《以地征钱论》、《意良法美》和《地租公义篇》，前三篇文章是单独署名，后一篇的合作者是南京人金襄如。这些文章发表在维新运动兴起之时，或许是受汉语表达能力的限制，或许是因为思想未能充分阐述，或许是由于土地问题尚未引起维新人士的高度重视，总之在读者中没有产生较大反响。 第二阶段从1898年7月开始到1905年，他与南京人李玉书密切合作译介了许多文章，如《富民策》、《各家富国策辨》、《地工本三说》、《论地租归公之益》、《格致进化论》、《自由篇》等，并翻译出版了《足民策》等书籍。为什么要在中国译介这些思想？编者在《富民策》序中说：“泰西致富之术，厥有二焉：一曰富室集金创立公司，其意专为利己，而即以变通世运；一曰工人立会自高声价，其意在于均财，而即以抗拒富室。此二法者，各有利，亦各有弊。民间只期善自为谋耳。有国有家者，所宜酌剂于二者之间，而使其平，俾贫富之民，彼此相安，斯大善矣。向来中国翻译西书，大抵主于前一术者为多。西士马林先生今主后一术立论。”（注：《富民策序》，《万国公报》第114册（第10年第6卷，1898年7月，第8页。）此处简单说明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主要矛盾，即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斗争情况，译介者旗帜鲜明地宣布他们站在工人阶级一边，主张均贫富。因为均贫富既符合“上帝之公义”，又与中国先秦儒家思想一致。 “夫天之生人也，无厚无薄，无贵无贱，要皆一视同仁，不使有一夫之失所，是以日月所照临也，雨露之滋润也，太空之气之与人人呼吸也，自然之利之任人所求也，皆无有阻止占据于其间者。地亦犹是也。”在他们看来，大自然为人类提供的生活资料是充足的，人人有享受的权利。“余读圣书至《马太》六章，未尝不欣然称羡曰：‘此耶稣之富国策，惜人不知之也。’其言曰：‘尔曹勿虑生命何以食？何以饮？勿虑尔身何以衣？试观天空之鸟不种不植不积于仓，然而天父养之，尔非甚贵于鸟乎！’又曰：‘人当先求上帝之国与其意，则所需之物不求而至矣。’此章言浅意深，盖以上帝生人本有自然之利。”上帝生人并没有贫富贵贱之分。贫富的出现是由于一部分人剥夺了他人赖以生存的土地。例如，中国上古时代土地公有，社会贫富差别不大，人人生活康乐幸福，然而自井田制破坏之后就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中国尧舜之时，民皆有地，故其言曰：‘凿井而饮，耕田而食，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此其愉快为何如也。自商鞅起而井田之法废，吞并之风炽，于是富者田连阡陌，贫者地无立锥，虽有言利之臣，愈求富而富愈远，以失根本故也。”（注：《富民策》，《万国公报》第114册（第10年第6卷），1898年7月，第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