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4.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76X(2000)04-0050-06 金钱会是太平天国时期活跃于浙江南部的一个秘密社会组织，从1858年创立到1864年失败，坚持反清武装斗争长达7年之久，会众最多时号称10余万人，势力及于浙江的平阳、瑞安、永嘉及福建的福鼎、霞浦、福安等10多个县及温州、福宁等府城，曾一度袭取温州，围攻瑞安，占领平阳、福鼎等城，威震浙、闽，对太平天国的后期斗争起过巨大的支撑作用。但是，长期以来，史学界对这一组织的性质却众说纷纭：有的认为，金钱会是“利用魔教来团结群众的”，“以实质来说，是农民的魔教团体，以形式来说，是桃园结义式的秘密结社”[1]。有的认为，“金钱会不可能属于教门，更不是什么魔教团体，而是天地会的流派”[2]。也有的认为，“其组织内容，颇与天地会不同”[3]；还有的认为，“金钱会虽然采用了传统宗教和秘密结社的形式，但不同于一般宗教和帮会组织，它是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直接影响下，为了发动广大群众响应太平军进军浙江而建立起来的，是一个斗争目标比较明确、组织纪律相当严格的革命组织”[4]。既然对于金钱会的性质竟然有如此不同的看法，这就需要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我们认为，金钱会既不完全属于天地会的“支脉和流派”，也不是所谓“农民的魔教团体”，更不是一个单纯的土生土长的“革命组织”，而是会党与教门两个系统，天地会与白莲教两个组织互相融合、互相渗透的产物，是一个亦教亦会的秘密社会团体。它的出现决不是孤立的历史现象，而是反映了中国近代北教南会渐次走向联合的发展趋势，是整个教门与会党融合链条中的重要一环。因此，研究金钱会的性质不仅有利于拨开笼罩这一秘密社会组织的层层迷雾，而且对于探讨中国近代秘密社会的发展走向及其运动规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拟从金钱会的领导骨干、会员成份、入会凭证、结社宗旨等方面进行探讨，以求教于同志们。 首先，从领导骨干来看，金钱会的主要领导成员由赵启、缪元、周荣、朱秀三、孟州、王秀金、谢公达、陈十一等八人组成。（注：关于金钱会为首者8人有多种说法。宋炎文作：赵起、朱秀三、谢公达、缪元、张元、孔广珍、刘汝凤、周荣等；周梦江文作：赵起、朱秀三、缪元、王秀金、孟州、周荣、孔广珍、谢公达等；此处从刘祝封所撰《金钱会纪略》。）从其所从事的职业分析，他们大都由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小商、小贩、无业游民及教徒等组成，成分较为复杂。据史料记载：“有赵启者，平邑钱仓人也，年三十余，设饭铺于其乡，善技击，结交皆拳勇辈，遇贫乏则赠以资财，以是名震江南北，渐至闽疆，亡命之徒，往依者众，人皆称赵大哥”[5]。缪元是塑神像的工匠，“有缪元者，善塑绘，有胆力，平时喜读英雄书传，八月十五夜梦天悬二月，次早往问赵启，启曰：‘两月为朋字；朋，同类也’。在《易咸》之九四，‘撞撞往来，朋从尔思’。君有大志，异日必应以光明之象。”[5]与赵启愈相契合。周荣，原名周兆荣，浙江金华兰溪女埠人，曾以卖笔糊口，粗识文字，善八卦，曾流寓青田，娶妻青田小溪，辄“以妖术教人吃菜，入其教者，出钱二百五十，投沸汤中煮，焚以符咒，取汤饮之，刀棒不能伤，谓之‘铜钱壮’，聚众于永嘉青田之山中[6]”。青田县令唯恐周兆荣与太平军联络，悬赏追捕，周兆荣改名周荣，辗转流亡至平阳钱仓镇，与赵启相识，遂拜会结盟。朱秀三是行医卖药的江湖郎中；王秀金是铜匠；山东人孟州，系军犯，其余二人身份未详。于是，上述八人“结为兄弟，分作八卦”[5]，在钱仓附近北山庙神前宣誓，不得负约，遂成立金钱会。“依托钱仓山庙神以惑众，入会者，纳钱五百于会首，则诣庙神，誓无负约，人给大铜钱一枚，红贴条约一纸，无少长老幼皆相呼曰兄弟，其钱文曰‘金钱义记’，其贴分八卦，封以三千人起数，到五、六千人，以张声势”[6]。所有会众均“归大总头赵启掌管”[7]。从领导骨干中，流氓无产者占多数，与入会人员一律讲平等、会内“无少长老幼皆相呼曰兄弟”等情况分析，说明金钱会以家长制为主体的血缘关系比较淡薄，用结拜异姓兄弟作为联系会员的纽带显然受天地会影响较深，具有某些会党的色彩；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金钱会的领导集团正好由八人组成，既不是七人，也不是九人，这自然不能认为是一种偶然的巧合，作为金钱会领导八成员之一的周荣“善八卦”，“以妖术教人吃菜”、“焚以符咒”、“刀棒不能伤”，会员每人分发“红帖条约一纸”，“其帖分八卦，卦以三千人起数”等情况分析，反映出金钱会受白莲教中的一支八卦教的影响也很深，又具有若干教门的色彩。因此，金钱会可以说是一个亦教亦会的组织。如果只看到金钱会主要领导成员所具有的某些会党色彩就断定其为会党，或者只看到金钱会主要领导成员所具有的若干教门色彩，就断定其为教门，都是欠妥当的。 过去，有一种观点，认为“金钱会领导骨干的成份，其中没有一个是农民”[2]，因而断言它“不同于教门组织”，这种说法也值得商榷。前引赵启“年三十余，设饭铺于乡”，那么赵启在“三十余”岁之前从事何种职业呢？却不得而知，他的饭铺只能设在“乡”里，说明他没有离开农村，有史料记载他是平阳县钱仓镇人，钱仓镇也不过是乡村集镇而已，所以在此之前，当农民的可能性极大。而以塑神像为生的缪元和赵启是同一乡镇的好友，应该是邻居，如果两人住得相隔很远的话，他“八月十五夜梦天悬二月”，怎么会“次早”就能“往问赵启”呢？可见他也住在乡村小镇上，不是城里人，似无疑义。以卖毛笔糊口的周荣“流寓青田，娶妻青田小溪，”嗣又“聚众于永嘉青田之山中”，自然也没有离开农村；朱秀三行医卖药，王秀金做铜匠活，都是小本生意。这批人应该都是破产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他们在乡村小集镇附近的农村或开饭铺，或做小生意，聊以养家糊口。更何况八人中还有两人身份不明呢？因此很难说“其中没有一个农民”。再者，加入教门的教徒通常以农民为主体，但是其领导骨干并非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而往往是由一些不受重用的衙门胥吏、被革生员、星相医卜、和尚道士、甚至包括一些没有正当职业的人来担任的。例如，作为白莲教支派八卦教的义和团领导成员就不是由清一色的农民来担任的，除雇工朱红灯外，其他诸如小贩赵三多，船夫张德成，游勇曹福田，本明和尚杨天顺，黄莲圣母林黑儿等多数领导成员就不是以务农为业的农民，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否认义和团属于白莲教支派八势教这一基本事实。 其次，从会员的成份来看，一般来说，教门与会党的社会构成成份是不尽相同的。教门的基本群众主要是农民、手工业者、矿工、水手、城市贫民，当然，有的成员也受地区和行业的影响，他们大都具有较为稳定的职业；而会党的基本群众主要则是来自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包括游民、挑夫、佣工、兵勇、小商贩、江湖郎中、测字算命者等等。金钱会的会众是两者兼而有之。其中农民仍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据史料记载：1861年5月24日，金钱会众“将起事，潜入瑞城，城中入会者约作内应，平阳坑某日有谢秀球者进而言曰：‘方今时际孟夏，早晚禾均未登场，况众兄弟皆务农为业，若此时举事，大妨农工，粮食何从而来，不如待秋后冬前，农事既毕，正用武之候，且到处可以劫粮’。启纳其言，于是中止，杀牛羊祭天地而已。”[5]赵启之所以采纳谢秀球的建议，农忙时中止起义，就是因为考虑到会众中农民占多数，“皆务农为业”、“早晚禾均未登场”的缘故，除农民以外，也还有不少的游民、挑夫、佣工、遣散兵勇等无业游民亦列名其中，此外，“武则官弁、兵丁；文则胥吏、差役，僧尼亦多附之”[5]，甚至有不少小地主、“商贾、富民”等为自身利益计，也纷纷加入，“无赖子弟归者亦众，有家财而无势力者亦多归之”[5]。因此，金钱会会众的构成成份比较复杂，尽管如此，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农民为主体的白莲教徒，一类是以无业游民为主体的天地会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