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 —4145[2000]06—0046—04 2000年10月9日至12日，由中国史学会、中国义和团研究会、 山东大学、山东省社科联、山东社科院、山东师范大学、山东省历史学会、《近代史研究》编辑部联合举办、 山东大学主办的纪念“义和团运动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山东济南召开，中国大陆及港、澳、 台地区的学者120余人和来自美、英、德、法、俄、日、澳、韩、 以色列等国的近30名有关专家出席会议。会议共收到论文100多篇、著作14部， 充分展示了90年代以来国内外有关义和团运动研究的最新成果。因此，这次大会被称为“本世纪中国史学界最后一次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国际学术盛会”。本文对这次大会研讨涉及的诸多方面，不作全面介绍，只对一些主要成果作一简要概述，并谈谈个人的粗浅意见和思考。 一、社区社会文化结构的动态分析——义和团运动研究方向的新突破 百年来的义和团运动研究，1990年的义和团运动国际讨论会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王学典指出，正是以这一次会议为标志，“把义和团从过去的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平台上移置到现在的跨学科的学术平台上去观察和评价。”（《义和团研究100年》，齐鲁书社2000年9月，第67页）在此之前，义和团运动研究在起源、性质及义和团与反洋教斗争的关系等等领域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以往多数研究成果的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这一研究是在“政治或意识形态平台上”展开的，其研究成果受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影响太深，关于义和团运动的性质的长期论战尤其如此。1990年的讨论会以“义和团与近代中国社会”为主题，主要讨论了华北地区的社会结构、外国商品（主要是洋纱、洋布的进口）对华北地区农村传统棉纺业的影响、华北地区的严重旱灾以及由此产生的大量流民与义和团运动兴起的关系等。此外，对直、鲁两省督抚与义和团的关系及运用社会心理学的方法分析研究义和团成员的信仰、教派的组织结构和传承等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这些都标志着学界开始主动地有意识地谈化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影响，以求实求真的科学态度和运用多角度、多向度的科学方法去开拓义和团运动研究的新领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由于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的较为成功的切换，本次讨论会上相当一部分论文比较集中地对义和团时期一些特定社区的社会文化结构作了动态的分析和研究，可视为本次讨论会在研究方向上的新突破，其中以程啸的《社会精英群的联合和行动》、张广生的《从帝国到民族国家：一个晚清村庄的冲突、控制与自治》等一组论文可为代表。 程啸指出，以往的研究“偏重于考察以特定社区为依托的各种组织是怎样从历史的深处‘走’出来的，现在，我们已经有条件来讨论它们是怎样在变化了的社会格局中‘动’起来的。”（同上书，第92页）基于这一目的，他通过对冠县十八村和威县沙柳寨一带的社区精英群——下层士绅、基层体制内外的民间组织领袖，以及其他的成份和角色都相当复杂的乡镇“能人”和“强人”们的研究，阐明在晚清特定的地方政治——社会格局中，正是这些乡土社会精英们充当了在特定社区的多种组织间进行中介联系和政治动员的力量；他们的联合和行动，重塑了他们各自主导的那部分组织；他们对文化追求的重塑，产生了义和团的三个标识：“同心义和”的价值观和体制内外的组织联合“灭洋”的结盟形式、降神附体的群体仪式、“刀枪不入”的表演手段。社会精英联合和行动的扩大和重叠，导向1900年夏的乡村和城市联合、民众和中枢联合的民族自卫战争。程文不仅以丰富准确的史料为依托重现“历史现场”，而且条理清晰地剖析了社会精英们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和变幻莫测的社会背景下，联合和行动的外在的动态演变过程及内在的逻辑发展轨迹，宗教信仰、价值准则、文化观念的裂变和重塑，各种组织上下、体制内外、中外（主要指天主教会势力）之间的政治经济权力利益的渗透和争夺等等，这就不仅使“历史现场”“活”起来，使义和团运动“动”起来，更为重要的是它为我们的义和团研究如何拓宽研究领域、深化研究课题、把握科学严谨的研究方法等提供了某种启迪。 张广生的《从帝国到民族国家：一个晚清村庄的冲突、控制与自治》一文则以梨园屯的玉皇庙争论这一具体事件与义和团运动这一大的事变之间的关系为切入点，通过对玉皇庙争论各方——总理衙门和省府道县各级地方官员（国家精英及其主导下的制度和权力）、地方精英和村民（下层士绅、平民及其主导下的自治体制）以及外国公使、教区主教、传教士、教民（外部冲击力量的代表）在处理纠纷中的施展策略、施加影响、权力挤压，说明各方在这一事件中一次次往来反复的争斗的过程，就是中华帝国传统国家控制与乡村自治的秩序模式在中外冲突（外部力量对中国传统控制——自治关系）中趋于瓦解的过程，玉皇庙事件是规模宏大的义和团运动的一个缩影，这个过程正是封建帝国向民族国家秩序转变的条件和过程。 刘天路的《义和团与晚清乡村社会控制》和宋桂英的《十九世纪末鲁西南地方权力结构与教案》等文也以乡村或社区为研究分析的对象，探索反洋教斗争和义和团运动之所以勃兴的原因。刘文认为，晚清时期山东和直东交界的地方政府试图将大刀会等组织纳入常规的乡村社会控制机制之中，使它们的活动得到有效控制，同时又能够充分利用民间资源维持地方秩序，抵制教会势力的过分膨胀，以期维持乡村社会中各种势力的平衡。但在19世纪末包括民教矛盾在内的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地方政府的这一构想反而促使大刀会之类的民间组织公开化、合法化，民间各类团体和组织的反洋教斗争逐步演变为义和团运动也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宋文则对19世纪末鲁西南地区乡村基层组织中的权力结构进行分析，指出当时乡村中包括乡绅、宗族长、布衣首领、村乡能人等在内的精英群掌握了乡村基层组织的一部分权力，这与地方官员所拥有的权力形成村乡社区的一般权力分配构架。教会势力的侵入，对传统的乡村社区权力分配构架形成冲击和威胁，官、绅、民的反洋教斗争由此萌生和兴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