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国民性改造，即实现人的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代许多先进知识分子对于国民性改造的紧迫性、内容、方式等重要问题都做了大量扎实的研究，提出了许多富有创建性的思想，在近代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形成了颇有声势的国民性改造思潮。在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已经进入了关键时刻，而人的改造再次显得极为重要和迫切的今天，加强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的研究无疑具有相当大的现实意义。本文拟对建国以来的相关研究成果作一简要的概述，作为进一步研究的起点。 建国前，国内对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没有任何专门论述，只是在对康、梁、严等维新派的文化思想研究中略有涉及，但一般也归于政治思想研究的范畴内。 建国后不久，极左思潮泛滥，学术界习惯于把与国民性相关的问题归入到“教育救国”、“西学救国”等所谓改良主义思想的研究中。有人甚至认为，国民性思想是对中国人的诬蔑，是丑化中华民族，其实质是改良派对抗民主革命潮流，为清政府开脱罪责。由于这种片面、错误的看法，近代国民性思潮的研究无法得以正常开展。事实上，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国民性的研究是被列为禁区的，以至于《辞海》上都没有相应的条目。 对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专门而独立的研究始于80年代初期，伴随着启蒙思潮、人的近代化研究热的兴起，国民性改造思潮引起了学术界越来越浓厚的兴趣，特别是近二十年来，在其概念界定、背景分析、内容划分、分期、流派、特征、影响及评价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研究成果，当然，也存在着明显的分歧。 一 国民性的概念 国民性是一个岐解极多的复杂概念，由于其内涵的不确定性、模糊性，目前，国内学术界对国民性概念的界定多达几十种，但大体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种类型。 多数论者认为国民性是指一个民族多数成员所普遍具有的比较稳固的社会心理特征、精神状态。它是多数国民所具有的稳定的、反复出现的心理特质，是一种深藏于心灵深处的潜意识，属于低层次的社会意识，从本质上说，它是那个民族国家中的社会心理。（注：刘克明、王克兴：《中国传统人格批判》，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页。）或者说，它“是一个民族在长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表现于民族共同文化特点上的习惯、态度、情感等比较稳定持久的精神状态、心理特征”（注：温元凯、倪端：《改革与国民性改革》，中国青年出版社版1986年版，第12页。）。 沙莲香等则认为国民性是通过国民的行为倾向表现出来的，由一种心理特质所组成的普遍的人格类型。是“一个民族的绝大多数人在思想、情操及行为上所表现出来的某种大概固定形态”（注：杨懋春：《中国的家族主义与国民性格》，李亦园、杨国枢编《中国人的性格——科际综合讨论》，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专刊乙种第四号。）。这种形态表现为“一个民族多数成员共有的反复出现的心理特质和性格特点的总和，是人格的综合体”（注：沙莲香：《中国国民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而“人格的综合体是一个系统，是多种心理特质按一定的结构方式组成的有机整体，这些心理特质有的是核心特质，有的是次要特质，核心特质与次要特质互相补充，共同构成有机的人格类型。”（注：吕锡琛：《道家与民族性格》，湖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5页。）它反映了某种在民族内部以一贯之的文化精神。 还有人认为国民性指的其实就是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国民性改造则是从人的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层反映了文化主体意识的崛起和中华民族在反思中深沉的觉醒。（注：郑师渠：《辛亥革命后关于国民性问题的探讨》，《天津社会科学》1988年第6期。 ）它从人的角度反省民族文化，并通过这种反省开始“人的现代化艰巨工程，即民族性格的改造”（注：刘再复、林岗：《传统与中国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407页。）。 其目的是要在中国建立一个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新的民族文化心理。（注：崔志海：《中国近代改造国民思想的先声——戊戌维新派对传统民族文化心理的反思》，《史学月刊》1994年第4期。 ）也有人根本就反对国民性的提法，认为这个概念不科学。这其中又分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在一个国家民族内部，尽管有比较多的人有某种性格，但不能说成是国民性，因为，按字面讲，国民性就是全体国民都具有的性，这是不可能的，在阶级社会里，即使同一阶级的人也不一定都有一样的思想。（注：李何林：《从“国民性”问题谈〈阿Q正传〉》， 《鲁迅“国民性思想”讨论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37页。） 另一种意见认为，国民性根本就不是中国人的本性，不是天生的遗传性或什么“根性”，而是在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中形成的不良习惯、陈规陋习，应叫“国民积习”，它包括两个方面：小农经济养成的不良习惯，如愚昧、守旧、怯懦、盲从、散漫、迟缓、安土重迁、没有时间效率观念；专制主义压迫下形成的不良作风，如讲亲亲、重亲属关系、家长作风等。（注：张岱年、程宜山著：《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97页。） 另外，对于国民性是否有完整的体系以及国民性的主体到底是哪一个阶层等问题，也存在着分歧。鲍昌等认为，国民性是在某一主导阶级制约下的社会心理，并非各个阶级心理的融合，它也不可能存在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注：鲍昌：《论鲁迅的“改革国民性”思想》，《鲁迅“国民性思想”讨论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而邵伯周则认为国民性可以指人民大众的精神状态和思想觉悟；可以指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以及在其影响下所形成的某种精神状态；也可以指社会各阶级的人共有的心理素质、精神状态和思想意识。（注：邵伯周：《讨论鲁迅关于“国民性”问题的见解》，《鲁迅“国民性思想”讨论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1—14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