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謇的慈善公益思想与活动

作 者:
朱英 

作者简介:
朱英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武汉 430079

原文出处:
江汉论坛

内容提要:

张謇在清末民初提出的一系列有关主张,在晚清经元善新慈善观的基础上,使中国的慈善公益思想具有了更为明确、更为丰富的近代内容。特别是他将慈善公益事业与地方自治、实业、教育的发展紧密相联,从新的层面阐述慈善公益事业的功能与作用,而且十分重视盲哑人教育,将创办图书馆、博物院、医院、公园等都纳入到社会公益事业之中,称得上是张謇对中国近代慈善公益思想的一大发展。由于张謇具有这些独具特色的思想,使得他所从事的慈善公益活动也体现出新的时代特征,并且产生了更大的作用与影响。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01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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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0)11—0059—05

      张謇是中国近代化的开拓者之一,除了毕生经营实业和教育取得了显著成就,他的慈善公益思想与活动,在近代中国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进程中,也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与影响。他不仅在观念上使慈善公益思想的内涵更为丰富和更具近代色彩,而且还克服种种困难努力付诸实际行动,使慈善公益事业具备了新的功能与作用,从而为中国近代化的发展作出了令人瞩目的重要贡献。

      一、张謇慈善公益思想的特点

      以实业家著称的张謇, 实际上对慈善事业很早就一直十分热心。1884年黄河决堤,灾民遍野,他曾先后捐助棉衣千余件,后又多次参加各种义赈活动。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传统的慈善公益思想也不断发生变化,并体现出若干新的时代特点,逐渐由传统的慈善思想向近代社会公益观念发展。这一时期,张謇的慈善公益思想也明显出现了由旧趋新的重要变化。

      张謇慈善公益思想中最为显著的一大特点,是不像以往的慈善界人士那样,仅仅单纯地就慈善而论慈善,而是将慈善事业纳入整个改良社会的系统工程中的重要一环,视之为具有深远政治意义的一项活动。这种深刻的认识,应该说在当时是不多见的。

      张謇认为,慈善事业与地方自治、实业、教育等各项致强救亡的举措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而且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1903年他从日本考察回国以后,就开始将其以往所主张的村落主义与具有近代观念的地方自治结合起来。当时,源于西方和日本的地方自治思想,作为一种自强御侮的新观念已逐渐在中国得到传播,并很快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但是,人们对地方自治的具体内容与作用的理解却深浅不一。只有张謇意识到,从事地方自治必须与发展慈善、实业、教育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达到预期的目的。因此,他在兴办南通地方自治时一再强调慈善和其他相关事业的重要性,并曾反复阐明相互之间的密切关系。他曾经总结说:“窃謇抱村落主义,经营地方自治,如实业、教育、水利、交通、慈善、公益诸端,始发生于謇兄弟一二人,后由各朋好友之赞助,次第兴办,粗具规模。”(注:张謇研究中心等编:《张謇全集》第4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457页。)

      实际上,张謇是将实业、教育、慈善三大项作为地方自治的主要具体内容。他曾比较详细地诠释实业、教育、慈善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以为举事必先智,启民智必由教育;而教育非空言所能达,乃先实业;实业、教育既相资有成,乃及慈慈,乃及公益。”(注:张謇研究中心等编:《张謇全集》第4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468页。)之所以强调实业,是由于“自治须有资本”,就此而言可称实业是地方自治的“根本”;但实业的振兴与教育的发展不可分割,因而也不能忽视教育;慈善公益事业在这三者当中的地位与作用虽处于最后,但也同样不能忽略。用张謇的话概而言之,即是“以国家之强,本于自治;自治之本,在实业、教育;而弥缝其不及者,惟赖慈善”。慈善的作用尽管只是弥缝实业、教育不及者,然而“失教之民与失养之民,苟悉置而不为之所,为地方自治之缺憾者小,为国家政治之隐忧者大也”(注:张謇研究中心等编:《张謇全集》第4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第406页。)。可见, 张謇是将慈善公益事业的地位与作用提到了相当的高度,给予了过去所没有的全新认识和理解。在写给其子张孝若的家信中,张謇也曾特别阐明慈善公益事业的重要作用:“父十余年前谓中国恐须死后复活,未必能死中求活;求活之法,惟有实业、教育。儿须志之。慈善虽与实业、教育有别,然人道之存在此,人格之存在此,亦不可不加意。儿须志之。”(注:张謇研究中心等编:《张謇全集》第 4卷,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50页。)

      张謇慈善公益思想中的另一特点,是十分重视慈善教育。作为近代中国儒商的典型人物,张謇自然对发展教育非常关注。他在清末即认为:“世变亟矣,不民胡国?不智胡民?不学胡智?不师胡学?”(注:张謇研究中心等编:《张謇全集》第4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第72页。)这显然是将国民教育作为立国自强的根本大计。1895年,他为张之洞起草《条陈立国自强疏》就提出“广开学堂”,戊戌维新期间又主张废科举、兴学校,并为之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张謇对教育与慈善两者关系的认识,上文已曾提及。后来他又将教育喻为积极的措施,将慈善作为消极的措施:“属于积极之充实者,最要为教育;属于消极之救济者,最要为慈善。教育发展,则能率于以增进;慈善周遍,则缺憾于以弥补。”(注:张謇研究中心等编:《张謇全集》第4卷,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55页。 )这里所谓“积极”与“消极”并无明显的优劣之分,只是各有其特定的功能与作用。

      值得强调的是,清末民初重视发展教育者不乏其人,但像张謇这样关注慈善教育,特别是残疾人教育的却为数不多。张謇在清末创办师范和中小学校的同时,就已开始注意盲哑等残废人的教育事业,并且提出了发展盲哑人教育的独特见解。1907年他曾致函署江苏按察使,阐明“盲哑学校者,东西各国慈善教育之一端也。教盲识字母,习算术,教哑如之。入其校者,使人油然生恺恻慈祥之感,而叹教育之能以人事补天憾者,其功实巨”(注:张謇研究中心等编:《张謇全集》第4卷,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73页。)。同时,他还希望署江苏按察使学习美国的斯坦福、中国的叶澄衷、杨期盛,捐家资十分之二三,兴办盲哑学校。

      但是,张謇的建议并未得到积极的回应。当时的中国,没有多少人意识到盲哑人教育的重要性,因为“中国今日不盲不哑之人民,尚未能受同等之教育,何论盲哑?”尽管如此,张謇并不气馁,仍继续不断呼吁此事,并决心依靠自身的力量创办盲哑学校。

      稍后,他进一步认识到要发展中国的盲哑人教育事业,首先必须培养专门的师资力量,否则只会流于空谈。1912年他在筹设盲哑师范传习所时,一再说明“知师范学校之重要而建设者,殆及于中国行省十之五六,则非残废之儿童,不患教师之无人。惟盲哑之儿童,贫则乞食,富则逸居,除英、美、德教士于中国所设之二三盲哑学校外,求之中国,绝无其所”。张謇还根据西方人口调查提供的每千人有盲哑两人的数据,估计4亿中国人口中至少有80万盲哑人,“盲哑累累,教育无人”, 是一个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如果仅仅依靠延聘西国教师,不仅“资重而不可以时得,权且不操于我,欲求校中之可为师,恐亦难应我盲哑学校之分配”,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创办盲哑师范传习所,培养自己的师资力量。“此盲哑学校未办之先,所以必设师范传习之要旨也”。除此之外,细心的张謇还曾阐明“盲哑教师苟无慈爱心与忍耐心者,皆不可任”,具备了慈爱心与忍耐心才“不至误我至可悯之盲哑,而儿童教育可期其发展”(注:张謇研究中心等编:《张謇全集》第4卷,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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