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的维新变法思想，受到今文经学的影响，我在《康有为和今文经学》一文中已经有所阐述（注：见《近代史研究》编辑部编《近代人物论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近年有人认为他的理论来自西方进化论，和今文经学无关，表示“不能设想，用封建主义思想范畴的今文经学，可以发动资产阶级的维新运动”（注：马洪林：《康有为历史评价的几个问题》，青岛康有为研究会：《康有为研究》1 辑，1987年，15页。）。 康有为的变法理论，究竟是否和今文经学无关？是否来自西方进化论？他援用今文作为变法的思想武器，是否“不能设想”？本文准备就此提出一些看法。 一 康有为援用今文，倡言变法，是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的；他的社会进化思想，不是导源于西方进化论，而是来自儒家今文经学。 康有为幼年受的是严格的封建正统教育。据他的《自编年谱》， 5岁时，“能诵唐诗数百首”。6岁，读《大学》、《中庸》、 《论语》和朱熹所注《孝经》。11岁，攻读经史，“始览《纲鉴》而知古今，攻读《大清会典》、《东华录》而知掌故”。19岁，应乡试未售，从朱次琦（九江）受“济人经世”之学，以为“圣贤为必可期”，“天下为必可为”。又攻读顾炎武、钱大昕、赵翼等人论述历史的著作，于是“议论宏起”。接着，读《周礼》、《仪礼》、《尔雅》、《说文解字》、《水经注》诸书，以及《楚辞》、《汉书》、《文选》，“大肆力于群书”。不久，“以日埋古纸堆中，汩其灵明，渐厌之，日有新思，思考据家著书满家，如戴东原，究复何用？因弃之，而私心好求安心立命之所”，乃“闭户谢友朋，静坐养心”（注：参阅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中华书局，1992年，2—8页。）。 根据康有为自述，1886年他29岁以前好《周礼》，攻何休，并“贯穿之著《教学通义》”。在《教学通义》中，标明撰书的缘由是：“以天下治之不举，由教学之不修也”。“教学之不修，患其不师古也”。他认为“善言古者，必切于今；善言教者，必通于治”（注：康有为：《教学通义》，姜义华、吴根樑编校《康有为全集》（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81页。）。《教学通义》的宗旨，就是“言教通治”，“言古切今”。 康有为认为，“言教通治”，周公是典范。经书中的典章，都是周公“经纶之迹”，“周公以天位而制礼，故范围百官万民，无不曲备”（注：康有为： 《教学通义·六经第九》， 《康有为全集》（一），118页。）。“言古切今”，周公也是典范，他“熔铸一时”， “以时王为法”，从而“制度美密，纤悉无遗，天下受式，遏越前载，人自无慕古之思也”（注：康有为：《教学通义·从今第十三》，《康有为全集》（一），136页。）。 周公“言教通治”、“言古切今”，是因为他不是空洞说教，而是“有德有位，”用以“纲维天下”。“周公兼三王而施事，监二代以为文”，“制作典章”，“因时更化”，从而“大周之通礼会典一颁，天下奉行”（注：康有为：《教学通义·从今第十三》，《康有为全集》（一），135页。），“教学大备，官师咸修”。 《周礼》是古文经典，周公是古文经学家崇奉的偶像，康有为讲《周礼》官守，崇周公权威，并从周公“有德有位”着眼，恰恰是古文经师的立论所在。可知康有为早年是崇《周礼》、尊周公的。但是，当他1888年第一次向光绪帝上书的活动失败后，遂开始转向今文经学。 1889年至1890年的冬春之际，康有为在广州遇到了讲今文经学的廖平。今文经学讲微言大义，主通经致用。康有为受其影响，从今文经学中汲取可资运用的东西进而议政，于是在他的著作中也就有了前所未有的今文内容（注：见拙撰《重论康有为与今古文问题》，《近代史研究》1984年5期。）。 在今文经学中，有所谓“三统”“三世”之说。 所谓“三统”，是说每一个朝代都有一个“统”，“统”是受之于天的，旧王朝违背天命，便由另一新王朝“承应天命”来代替，新王朝就必须“改正朔，易服色”。以夏、商、周三代为例，他们的制度各有因革损益，不是不变的。“三统”的实质是历史循环论，但它却为西汉皇朝所信奉，并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有其较为久远的影响；它的“因革损益”、“因时制宜”，也正是资产阶级维新派倡导变法的理论依据。 所谓“三世”，源于公羊学，以为孔子“笔削《春秋》”，分鲁国的十二公为三等：哀、定、昭时史事，是孔子“所见”，叫“所见世”；襄、成、宣、文的史事，是孔子“所闻”，叫“所闻世”；僖、闵、庄、桓、隐时的史事，是孔子“所传闻”，叫“所传闻世”。孔子以时代的远近而异其书法，或者“微其辞”，或者“痛其祸”，或者“杀其恩”。东汉何休更以“所传闻世”为“衰乱”，“所闻世”为“升平”，“所见世”为“太平”。这样，便有了衰乱（康有为叫做“乱世”）、升平、太平的“三世”名词。假使以古代为“衰乱”、近代为“升平”、现代为“太平”的话，那么，社会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乱世”之后进入“升平”，“升平”之后进入“太平”，“愈改而愈进也”。所以“三世说”的实质，实际上是一种历史进化论（庸俗进化论）。 康有为正是汲取了今文经学“变”的哲学，糅合了“三统”、“三世”学说，认为要救国、要太平，就要“因革”“改制”。只有“因革”“改制”才能进步，才能达到太平，从而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这样，康有为就一改过去的尊周公、崇《周礼》而为尊孔子、崇《公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