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 （2000）06—0123—07 近代以降，势不可挡的现代化潮流推动着社会经济形态的转型，推动着国人思想观念的变革。特别是1860年后，中国新型工业的创建、对外贸易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勃兴、市场的拓展等诸多经济因素，与有识之士“求变”、“务实”的心理素质相结合，催化了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的流转，使得甲午战后以张之洞、刘坤一、张謇、罗振玉等人为代表的知识阶层、实业救国论者和部分统治者企望在中国建立植根于近代工商业之上的农业。这种呐喊与当时正在兴起的变革思潮相裹挟，形成了晚清颇具影响的重农、兴农思潮。 一、产业观念的变革与重农思潮的形成 众所周知，农本商末是二千年来乡土中国例行不替的经济模式，在其内部，农商二业被视为互不相侔的两极，国家通过抑商而重农、贬商而崇士，有效地巩固着“士农工商”的秩序结构，制约着整个社会内部的均衡发展。及至1840年，国门大开，特别是1860年后，伴随中国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及农本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剧烈冲撞，农本商末的产业结构开始失衡。此时，以郑观应、薛福成、王韬等人为首的先觉者，在“变局意识”的驱动下以西方为参照系，重新审视中国的传统经济结构，力倡“重商”之说，形成了盛极一时的“重商思潮”。浪逐涛涌下，国人的“末商”意识淡化，而且出现了“中西互市以来，商务日盛”[1]的情势。 它表明“商”首次被社会普遍认为是国计民生的根本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人们所言之“商”，并非仅指单纯的商业贸易，而是包括商品生产与流通在内的各个经济环节。如此，以“商”为切入点，对“商”的倚重，意味着生产要以市场为导向、加强商品化程度；同时它必然促使人们拓宽视野，对社会生产的研究走出中世纪农业一域的拘囿，扩展到与之相关的农、工、商各个领域，并对它们之间的联动关系作出新的探讨。这是产业间内在逻辑使然。陈炽曾明确说：“商之本在农，农事兴则百物蕃，而利源可浚也。……商之体用在工，则工艺盛则万货殷阗，而转运流通可以周行四海也。”[2]显然， 人们已经立足于“商”，强调它在国计民生中功用的同时，又突出了农、工、商三者间的内在联系，悟察到农业发展、工业繁盛对商品竞争的支助作用，而且初步萌发了三者协调发展的思路。其后，张之洞通过自身洋务实践的体验，对此又做了更为全面的论述：对一个地方官来讲，“利民”为执政之首要，何以利民呢？“必将农工商三事合为一气贯通讲求，始能阜民兴利。”[3]对一个国家而言，强国富民为要图， 其大道是“以多处土货为要义，无农以为之本，则工无所施，商无所运”[4]。 不言而喻，张之洞已背弃了产业上的厚此薄彼观念，窥见农工商各部门间的依存相资关系，并以此为基点，1898年4月在《劝学篇》中， 又从国家存亡的高度阐明了农工商一体化经营的重要性，指出：“大抵农、工、商三事，互相表里，互相钩贯，农瘠则病工，工钝则病商，工商聋瞽则病农，三者交病，不可为国也。”[5] 这种认识无疑顺应了产业间的内在逻辑，因为通商时代，承载知识分子挽回利权之厚望的“商”，必然要求农业部门提供充足的原料或产品；同时又要以工业为支柱，加大其竞争力和价值附加量，三者缺一不可。和陈、张二人同声相应的大有人在。1897年张謇在《请兴农会奏》中云：“农不生则工无所作，工不作则商无所鬻，相因之势，事所固然。”[6] 湘籍士绅扬昌济也认为：“农以生物者也，工以成物者也，商则转而运之”[7]。 倥偬一生的李鸿章在晚年也以形象的语言释明了时人的心声：“我华士大夫皆以太平为主。夫太平有三美女焉。农，一也；工，一也；商，一也。女三成粲，而实共争妍斗丽于太平之世。”[8]强调三者的一体化发展。简言之， 以上诸论不约而同地凸显了一个思变时代人们的共识：以市场为导向，农工商协调发展。这既是对“士农工商”畸形社会分工的背叛，也是民族危机驱逼下国人生产视角由家庭转向市场的必然。 然而，“商”之地位升迁及农工商一体化发展必须有根基为之依托。依托何在呢？当首推农业。对此人们的认识也颇为一致。1896年，罗振玉为首的沪籍绅商在颁布农学会章程时就称：农业虽与工商并称，但前提必须是地面生材丰饶后，才能讲求工作推广贸易，故“农实为工商之本”[9]； 康门高足梁启超在为《农会报》作序时也称：“工艺不兴而欲讲商务，土产不盛而欲振工艺，是犹割弃臂胫而养其指趾，虽有圣药终必溃裂。”[10]可以说，他们在不怀疑商务固有价值的情况下，指出当时应先增加农业产量提供任何一种工商业所需的原材料，这不能不说是深得要谛之谈。继此之后，相当一部分人士以各种方式昭示出相似看法。1898年4月，张之洞上奏称富国之道“不外乎农工商三事， 而农务尤为中国之根本”[11]；7月，康有为上书亦说，“万宝之源， 皆出于土，富国之策，咸出于农”，恳请光绪皇帝“兴农殖民”，以富国本；[12]张謇也表示，立国之本“在乎工与农，而农犹要”[13]。以上言论表明，人们在要求农工商并重的同时，又都突出了农业的基础地位，视其为“工商之本”，形成了新形势下的“农本意识”。不过，此时他们所言的“以农为本”和旧时的“农本”思想已大异其趣，并非推崇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而是从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意义上来论述，视其为为工业提供原料的部门。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与当时所倡的“定为工国”、“工商立国”实无抵牾之处，具有着以往时代未曾有过的内涵，而且又与国人重农的心理传统相契合，这样赢得的便是社会各界的认同。 由于为数众多的绅商和身居要位的封疆大吏的再三呼吁，引起了各方共鸣与响应，使得重农、发展新型农业成为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一股新潮流。在这股潮流的冲刷下，1898年7月～8月，总理衙门两次颁布上谕，宣称“农务为富国根本，极宜振兴”，要求各地督抚“切实兴办，不得空言”[14]，从而使改良农业上升为一项国策，并且不断强化。受此浸染，一些守旧人士也为之所动，观念发生了变革，渐次加入到这股洪流中，使重农思潮愈发壮大。如直督荣禄曰：农工商三事，为民间衣食之源，国家富强之本，现今惟有“农务讲求，种植得宜，地利克尽，则闾阎渐臻殷富，工作必自繁兴。艺事既精益求精，商贾资以获利，转运负贩必日益辐辏，分之各有专属，合之事实相因”[15]。至此足以说明，世纪之交，对农业重新认识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并由此形成了一种浓厚的重农社会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