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6.1；D82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 —0460（2000）04—0125—08 19世纪后半叶，随着社会的变迁和中西文化的冲突与交融，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作为新的观念的接受者和传播者，在近代中国步入转型社会的历程中，以其卓越的才识和敏锐的洞察力，接纳外来知识，服务于社会发展变革的需要，积极推动传统中国向近代社会转型。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沿海及沿江港口纷纷被迫开放，中外交往的日益频繁促使人们的外交观念也不断发生变化。以郭嵩焘、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等人为代表的洋务思想家作为这一时期知识阶层的精英，由于他们所处的环境、地位等因素的影响，比同时代人有更多的对外交往机会。他们充分运用自身所具有的优势条件，通过细致深入的观察及对外交往中实践经验的总结，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由此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的外交理论。 一、对主权观念的认识 主权“是一个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对内对外事务的最高权力，是国家的根本属性”。[1]自鸦片战争以来， 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主权日益丧失。特别是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中外双方存在着一种不平等的外交关系。西方国家强加给中国的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协定关税等条约，严重地侵犯了中国的国家主权，使清政府在对外交往中处于不平等的地位，无法独立自主地处理本国的对外事务。因此，这一时期洋务思想家对国家主权观念的认识，主要反映在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一问题上。 1.揭露不平等条约给中国带来的危害性 《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破坏了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对此，洋务思想家进行了深刻的揭露。马建忠在《拟设翻译书院议》中，控诉了列强侵略中国的罪行，他指出“窃谓今之中国，其见欺于外人也甚矣！道光季年以来，彼与我所立约款税则，则以向欺东方诸国者转而欺我。于是其公使傲昵于京师，以凌我政府；其领事强梁于口岸，以抗我官长；其大小商贾盘踞于租界，以剥我工商；其诸色教士散布于腹地，以惑我子民。”[2]（P89）王韬深入分析了中外交往中的大量不平等现象。他说：“夫额外权利不利于欧洲，而独行于土耳机、日本与我中国。如是则贩售中土之西商，以至传道之士，旅处之官，苟或有事，我国悉无权治之。此我国官民在所必争，乃发自忠君爱国之忱，而激而出之者也。”[3]（P25）薛福成在讨论条约问题时，将“利益均沾”的片面最惠国待遇和领事裁判权视为危害最大的两项不平等条约，同时指出，由于清政府在立约之初没有认识到其危害性，结果“视若寻常而贻患于无穷”。[4]（P528） 2.主张以中西律法的统一消除中西司法上的不平等 自1843年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规定了列强在华的领事裁判权以来，中国的司法主权即遭到破坏。尤其是中外在司法上的不平等现象，激起了国人的不满。郑观应的看法在当时颇有代表性。他认为：由于中外在量刑定罪上的不同，“顾有时华、洋同犯命案，华人则必议抵偿并施抚恤，无能免者。至洋人则无从论抵，仅议罚锾……此尤事之不平者。”[5]（P118）如何改变这种不平等的状况， 洋务思想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薛福成认为，鉴于中外实力的对比，用中国法律制裁外人已不可行，他主张与各国立约，“凡通商口岸，设立理案衙门，由各省大吏遴选干员，及聘外国律师各一人主其事，凡有华洋讼件，均归此衙门审办。其通行之法，宜参用中西律例，详细酌核；如犹不能行，即专用洋法亦可。”[4]（P529 ）郑观应也提出：“以洋法治洋人使之无可规避，以洋法治华人罪亦同就于轻。庶几律持平，无分畛域。 ”[5 ]（P119）他们希望通过中外律法上的统一， 将领事裁判权的危害消除于无形之中。 3.要求修改税则并收回海关行政权 自《南京条约》规定中外双方协定关税以来，清政府没有充分认识到关税自主权的重要性，而对于关税自主权丧失的危害，洋务思想家却有清醒的认识。他们对关税问题的看法，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税则问题。马建忠在讨论洋货免厘问题时指出：“乃欧洲各国垂涎已久，寻端犯顺，构兵恫喝，乘我非及深悉详情，逼我猝定税则，各种货物，除鸦片外无所轩轾，正子两税不过值百抽七有半之数……是利源尽为所夺矣。”[2]（P76—77）郑观应、薛福成则纷纷指出中国的税额过轻，和西方各国相比，“有轻至四、五倍，七、八倍者。”[4 ]（P549）[5]（P70）因此，他们主张利用修约之机重定税则，提高税率，并特别强调：这是中国的自主之权，反对外人的干涉。[2]（P79）[3]（P90）[4]（P549）[5]（P70 ）郑观应和马建忠还提出了重征进口税，轻征出口税的主张，[2]（P79）[5]（P70）以保护华商的利益。另一方面是海关行政权问题。自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规定外国人“帮办税务”以来，中国的海关行政大权就一直掌握在外国人手中。1867年，时任三口通商大臣的崇厚曾注意到海关税务司权势日重、沿海利权外移的问题，[6]（P5107—5108）但并没有引起清政府的重视。对外籍税务司的工作，清政府内部普遍持肯定态度。[6]（P4595，6033）但是，随着对关税主权问题的重视，海关行政作为国家主权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开始受到洋务思想家的关注。1879年，薛福成在讨论赫德兼任总海防司问题时即明确指出：“彼（赫德）既总司江海各关税务，利柄在其掌握，已有尾大不掉之势。”[4]（P125 ）郑观应则更为系统地分析了海关任用洋员的危害。他说：“税则既定专条，章程尽人能解，何用碧眼黄发之俦，越俎而代治乎？且既设一总税务司以辖之，则凡为税司者皆以为不归关道辖治，俨成分庭抗礼之势，辄以细事动致龃龉。而所用洋人插手，类皆袒护洋商，而漠观华商。”[5]（P547 ）因此，他主张收回海关行政权，“择三品以上官员曾任关道熟悉情形者为总税务司。其各口税司，帮办等渐易华人，照章办理，庶千万巨款权自我操，不致阴袒西人阻挠税则，不特榷政大有裨益，而于中朝国体所保全者为尤大也。”[5]（P5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