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两国是山水相连、唇齿相依的友好邻邦。中法战争以前的几百年间，两国间的友好关系主要通过两国政府间的“宗藩关系”相维系。这种“宗藩关系”与世界近代资本主义列强推行的殖民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诚如李鸿章所云：“西人公法，谓彼于所属藩邦，皆有大臣监守，中国于越南政事、外交一切不问，但受朝贡而已，与泰西属邦不同。”（注：中国史学会主编：《中法战争》（丛刊），（五），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第156页。 ）正是中越两国这种地缘与传统的“宗藩关系”，决定着当越南遭受西方列强殖民侵略之时，两国人民携起手来，共同抗击。中法战争期间中国出兵越南，即是这种关系的体现。 中法战争是由于法国谋占越南北圻、觊觎中国西南地区通商权益而引起的；又由于战争分别在越南北圻和中国福建沿海地区进行，因此，清政府的对法斗争方略有个曲折发展的过程。本文拟对清政府在中法战争期间的对法斗争方略作系统探讨，并加以必要的历史评论。 综观中法战争的全过程，清政府对法斗争方略的变化随着其战略目标的变化而变化。大体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一） 自1881年12月初总理衙门上奏“法人谋占越南北境并欲通商云南现拟豫筹办法”折起，至1883年10月下旬清政府获悉“法越和约”内容止，为第一阶段。此阶段，清政府对法斗争的战略目标是：“保护越南境地”，以“屏蔽吾国”（注：中国史学会主编：《中法战争》（丛刊），（五），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第104页。）。 其斗争方略是：外交与军事并用，形成威慑攻势，企图达成“消弭衅端”之目的。 早在1862年3月，法国乘中国内忧外患无力顾及越南之际， 派舰队进攻越南南部，遂于1862年6月、1874年3月强迫越南当局两度接受“西贡条约”，使越南南部沦为法国的殖民地。随后，法国便觊觎越南北圻，垂涎中国西南边境。1881年9月23日， 出使大臣曾纪泽一方面照会法国外部，不承认1874年的“西贡条约”，并“希望法国在东京行动勿与中国权利冲突”（注：郭廷以编著：《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上），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86页。）；另一方面电告总理衙门， 称“法海部筹款添置兵船，往越南东京靖盗，谋由红江通商云南，议院许之”（注：中国史学会主编：《中法战争》（丛刊）， （五）， 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第87页。）。总理衙门得此消息后，即于12月6 日向清廷上“法人谋占越南北境并欲通商云南现拟豫筹办法”折，指出了事态的严重性：“法人占越南境，久割膏腴，此次添船筹款，虽以捕盗为名，其叵测已可概见。越之积弱，本非法敌，若任其全占越土，粤西唇齿相依，后患堪虞”（注：中国史学会主编：《中法战争》（丛刊），（五），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第87页。郭廷以编著：《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上），中华书局1987 年版， 第693页。）。与此同时， 初步提出了以“弭衅端而安边境”为主旨的对法斗争方略：在军事上，乘招商局轮船“运米越南”之机，“添派兵轮，同往游弋，藉壮声势”。在外交上，“派明干得力之员，往越严密侦探现在情形，晤其国王、大臣等，将通商自强各事宜，随机开导，或可稍纾彼患，即可藉固吾国”；“电复曾纪泽与法外部坚持前议”（注：中国史学会主编：《中法战争》（丛刊），（五），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第87页。郭廷以编著：《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上），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 689页。）。 对于总理衙门上述奏折，清廷深表赞同，并于当天向直隶总督李鸿章等沿海、沿边督抚发出上谕，要求有关督抚就总理衙门的主张“商同密为妥办”，并强调：“务当详加揆度，合力图维，庶可弭衅端而安边境”（注：中国史学会主编：《中法战争》（丛刊），（五），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第90页。）。有关督抚接旨后纷纷奏复“筹议越南事宜”，基本上赞成总理衙门提出的对法斗争方略，并提出了相应的措施。 在军事方面，广西巡抚庆裕在广西边境严加设防，“于现扎有勇之处，加派哨队，未扎勇之处，即于防营酌拟驻扎，并明谕刘永福，有警互相接应，内地已豫筹精兵，多办军火粮饷，以备不虞，法人有所顾忌得弭衅端”（注：中国史学会主编：《中法战争》（丛刊），（五），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第94页。）。庆裕同时“饬提督黄桂兰等以严防该国积匪为名，于现在酌留营哨之处加派勇队驻扎，以壮声势。”（注：中国史学会主编：《中法战争》（丛刊），（五），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第96页。）黄桂兰于翌年1月26日抵越南牧马驻扎， 并与刘永福互相接应。 清政府上述军事布置并没有构成对法军的威慑。2 月上旬法国大举增兵越南。3月8日，法海军大佐李威利率军攻占东京河内。鉴于此，两广总督张树声于5月28日复陈筹边事宜，提出：在陆路上， “惟有令滇、粤陆军守于域外，仍以剿办土匪为名，藉图进步，既为我军驻守之地，或免法人蚕食之虞”；在海上，“饬令乘巡洋缉捕之便，驶过廉、琼，游弋洋面，仍当函致署督臣裕宽，挑选较大之船，嗣后不时前往驶巡”（注：中国史学会主编：《中法战争》（丛刊），（五），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第110页。）。针对张树声提出的主张，清廷即于30 日发出了以军事威慑为主要内容的上谕。上谕作出如下布置：一，“令滇、粤防军守于域外，仍以剿办土匪为名，藉图进步”，要求“乘时合力经营，毋落后著”；二，“广东兵轮各船应克期整顿出洋，藉壮声势。著裕宽迅将该省兵轮各船挑选齐备，即派吴全美统带驶赴廉、琼一带驻扎，认真操练，作为防剿黎匪、巡缉重洋之师，仍不时驶往越南洋面游弋”；三，“黄桂兰一军，现已节节前进，逼近越南东京，办理甚合机宜。该军所需炮械，……仍著倪文蔚（广西巡抚）檄令妥筹布置，藉固藩篱，并调关内防军出关进扎，联络声势”；四，令云贵总督刘长佑“选派将领统带进发，扼要分布，遥为保胜声援”。（注：中国史学会主编：《中法战争》（丛刊），（五），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第 11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