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 —8587（2000）04—0025—09 一、是列强对中国的战争还是列强和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战争 八国联军战争中，列强从未对中国政府宣战，并一再宣称他们的军事行动并非针对中国政府，而是为了帮助中国政府镇压义和团。我国一些学者也认为，这场战争并不是列强对中国的战争，而是列强和清政府共同反对义和团的战争。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是胡绳同志。他在早期著作《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书中提出，当时的中外关系是“帝国主义与中国专制统治者相结合、而与中国人民相敌对的政治关系。”“他们出兵就是为了对付中国人民，并不是打满清政府”（注：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104页。）。 他的后期著作《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也说：“他们进兵北京是为了镇压以义和团为代表的敢于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中国人民，而并不是与清政府为敌，恰恰相反，他们倒是要来拯救这个政府，使它不至于在‘暴乱’的人民群众的挟持下继续干自己所并不想干的事情。”（注：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16页。 ）胡绳认为：“清政府在1900年前已安于做帝国主义列强的代理人”（注：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93页。），“已经成了帝国主义列强的百依百顺的奴才”。它之所以在战争中做出一些反抗外国的姿态，只是因为它本身已“陷入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俘虏的地位。”（注：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11页。）上述观点在史学界颇有影响。 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写的《中国近代史稿》等书大体上都采用了上述观点。 但是，胡绳的上述说法并不准确。他片面强调了中外统治者在反人民方面的一致性，却忽视了当时列强与清政府之间实际存在着的重大分歧和矛盾。 义和团运动兴起后，清政府的基本政策是：对义和团进行的反帝斗争尽力压制，直至使用武力镇压，对那些“学习拳艺，自卫身家”而尚未进行反帝斗争的义和团组织（当时，多数义和团组织还处于这种状态）则并不一律取缔和镇压。用1900年1月11日上谕中的话来说， 就是“只问其为匪与否，肇衅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6页。）。帝国主义列强则认为，民众建立义和团、大刀会等组织，就是为了与外国对抗。它们要求清廷公开宣布对这些组织“全面镇压和取缔”。它们对1月11日上谕表示不满， 认为“它有鼓励义和拳之类的结社成员的倾向”（注：《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13、11页。）。 清政府在列强压力下，曾在1900年2月19 日上谕中宣布将义和团“严行禁止”（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72页。），清廷对裕禄、袁世凯在直隶、山东实行的“一律查禁”政策也予以认可。但这并不意味着清廷愿意完全按列强旨意行事。1900年4月21 日的上谕仍然重申对义和团的政策是“止论其匪不匪，不必问其会不会”（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2页。）。 清政府对义和团实行区别对待的政策是为了维护它自己的统治。本来，义和团的斗争矛头是指向侵略者的，对清政府并无敌意。但是，清政府在列强压力下对义和团的斗争进行武力镇压，逼得义和团不能不以武力反抗。一起起分散的义和团反教会斗争逐渐演变为规模越来越大的反抗官兵的斗争。直隶总督裕禄动用了省内几乎全部能调动的驻防军，仍不能阻止义和团斗争的发展，不得不一面从海防前线大量抽调兵力，一面向中央和临近地区紧急求援。事实表明，义和团的反帝斗争顺乎民心，政府用武力镇压不仅难以奏效，而且产生了“官逼民反”、引火烧身的后果。如果再按列强旨意进一步扩大打击面，对尚未开展斗争的义和团组织也一律进行武力镇压，势必激起更大规模的反抗，以至可能危及清王朝的统治。清政府为了自身的利益不愿完全顺从列强的旨意。列强对此极其不满。双方矛盾逐渐激化。 当时，中国在半殖民地的道路上已陷得很深，但还没有完全沦为殖民地，还保持着半独立的地位。如何处理半殖民地条件下的中外关系，列强与清政府之间存在着难以解决的矛盾。清政府虽然把屈从外国、苟且偷安作为基本国策之一，但屈从是为了苟安，为了维持自己在国内的统治。屈从只能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而不可能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当列强要求清政府所做的事势将危及清政府在国内的统治时，清政府是不肯无条件照办的。胡绳说当时清政府已经成为“列强的百依百顺的奴才”，这只能视为文学的夸张，而并非科学的论述。如果清政府真的已成为“百依百顺的奴才”，中国的“半独立”便已失去意义，中国便不是半殖民地而是殖民地了。（其实，即使是殖民地的“奴才”，与其主子之间也常有权力与利益之争，“百依百顺”者并不多见。）在列强方面，它们所习惯的是对殖民地的统治方式，对中国的半独立地位往往不屑一顾。它们要求清政府绝对服从，不容许有任何异议。当它们认为清政府对义和团镇压不力时，便决定越俎代庖，直接派兵到中国镇压义和团。这种行为无异于把中国视为列强共管的殖民地。 1900年5月31日至6月2日， 外国军队四百余人以保护使馆为名强行开进北京，进驻位于皇宫附近的使馆。6月10日起， 列强又陆续增派军队二千余人携带大炮、机枪等强行开往北京。如果再听任他们开进使馆，清朝皇宫就将落入洋兵火力控制之下。清廷为了自身安全，不得不命令裕禄“实力禁阻”。中国政府与列强之间的战争已处于一触即发之势。只是由于裕禄惧怕列强，拒绝执行“实力禁阻”的命令，战争暂时推迟。（注：戚其章先生认为，6月10 日西摩尔军向北京进犯“标志着八国联军战争正式开始了”（见《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334页。）我认为此说不确。 西摩尔军进犯是单方面的军事侵略行动，而战争必须是双方进行的武装斗争，6月17 日以前，清军未进行抵抗，不能构成战争，正如被打者不还手，不能构成“打架”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