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774 （2000）06—0012—10 民族觉醒的里程碑 自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起至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110年间，帝国主义列强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侵华战争，处心积虑地妄图将中国推向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深渊。面对列强的侵略，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前赴后继地进行了无数次的反抗斗争。其中，三元里人民的抗英、义和团反对八国联军和中国共产党倡导下的全民族抗日战争，堪称近现代中国民族觉醒的三大里程碑。义和团运动尽管在规模和结局上，都无法与抗日战争相比拟，但它承上启下，主题一致，都是在为民族解放、国家独立而浴血奋斗。 义和团运动爆发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纪转换的历史转折关头。此时中国处在列强“蚕食鲸吞”、“瓜分豆剖”的空前危难关头。为挽救民族危亡，义和团英雄们挺身而出，举起民族救亡的大旗，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的民族救亡运动推向新的高潮。义和团运动是20世纪中国民族革命的基石，它标志着整个中华民族开始觉醒，是中华民族觉醒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在义和团运动之前，中国人民曾进行过多次民族自卫战争，如1840年反对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1856年反对英法联军侵略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84年反对法国侵略的中法战争，1894年反对日本侵略的甲午战争等。这一系列的民族自卫战争都是由清政府领导的，人民群众虽零星地、局部地、自发地参与了反侵略战争，如三元里人民的自发抗英斗争就是典型，但其参与的深度和广度是无法与义和团运动相提并论的。如果说以往的反侵略战争的主体是清政府的正规军，那么，反对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主体则是人民群众。在义和团运动爆发前夕，清政府也曾企图通过改革内政实现民族自强自立，1898年的戊戌维新运动便是如此。但戊戌维新只局限于士大夫阶层，人民群众被拒之于运动之外。从某种意义上说，戊戌维新的夭折便在于脱离人民群众。义和团运动继承了戊戌维新救亡图存的宗旨，并由政府改革内政转为民众直接用武力抗击外国侵略势力。这种转变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它向人们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中国人民要自立，要救亡图存，首要的任务是用武力把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赶出中国。 义和团运动所表现出的中华民族觉醒的程度是空前的。1900年以前列强发动侵华战争，只是引起统治阶级中极小部分以及部分知识分子的觉醒，而多数农民群众仍安于现状。就是戊戌维新运动，也仅表现为统治阶级中的少数官吏及康、梁、谭等一部分知识分子的觉醒，且未找到有效的救亡途径，只有义和团运动表明中国社会中最下层的农民群众开始觉醒。占全国人口80%左右的农民群众开始觉醒，无疑标志着整个中华民族开始觉醒。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世纪转折关头，义和团充当了反侵略战争的主力军，这是当时任何其他阶级或政治集团所不能替代的。有论者认为，义和团运动期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已经登上政治舞台，此时出现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其历史地位不应该估价太高。这是对近代中国历史认识上的偏差。事实上，1900年之际，原先地主阶级改革派在政治上已转向保守甚至反动（如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敌视义和团运动），他们已被人民反帝洪流所抛弃。而1898年的戊戌维新运动，是一场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与地主阶级总头目光绪皇帝相结合的，带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地主阶级改革。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康、梁等人随即堕落成为保皇派，被时代所淘汰。其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尚未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登上中国政治舞台。孙中山虽已接受了资产阶级思想，并开始从事反清斗争，但他依靠的力量是海外华侨资本家，而此时的国内资产阶级尚在形成过程中。孙中山在国内从事反清起义，依靠的是会党，且以“革命排满”为号召。当时，孙中山甚至曾谋与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策划两广独立。种种事实表明，义和团运动期间，孙中山所从事的反清斗争还不属于资产阶级革命性质，更不能由此证明民族资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史实表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作为独立的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起码迟至1905年同盟会成立前后。只有在1905年前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才开始酝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是在1905年前后，资产阶级立宪派才开始策动资产阶级立宪运动。 历史已清楚地表明，义和团运动是世纪转换关头中国人民进行的前所未有的伟大的民族救亡运动。这一时期发生的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是以同一个救国宗旨、承前启后的进步运动，而义和团运动最鲜明地揭示了近代中国“反帝”的时代主题。诚然，义和团运动毕竟是没有先进阶级领导、先进思想指导的自发的农民运动，不可避免地出现这样那样的致命弱点，如以“扶清灭洋”口号为号召，采取笼统排外的举措，散漫而无统一的领导，等等。对此，我们应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实事求是地评论义和团的消极作用，这是必要的。但是，我们绝不能苛求义和团的英雄们，更不能抓住其某些缺点、弱点，以至于否定整个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运动作为民族觉醒的里程碑，已被载入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对于这一点，连列强中的一些人士亦不得不承认。当时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义和团高潮时期退居英驻华使馆内）在1900年12月发表于《世界杂志》上的题为《各国驻华公使馆：一次民族起义和国际插曲》一文中这样写道：“这个种族已经酣睡了很久，但是最后终于醒了过来，它的每一个成员都在激起中国人的情感——‘中国是中国人的，把外国人赶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