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研究需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作 者:

作者简介:
沈渭滨(1937-),男,上海市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复旦大学历史系,上海,200433

原文出处:
《复旦学报》:社科版

内容提要:

本文扼要概述了各个历史时期太平天国研究的特点、成绩与不足。认为过分强调阶级斗争、美化太平天国及其领袖,仍是现阶段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只有从观念上、方法上改变老一套的规范性话语系统,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才能改变目前萧条冷寂的局面。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01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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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89(2000)05-0025-008

      (一)

      太平天国研究,如从1856年(清咸丰六年)张德坚的《贼情汇纂》算起,已有近150年的历史(注:《贼情汇纂》十二卷,张德坚总纂。所记起于1850年(道光三十年)秋,虽曰迄于1855年8月(咸丰五年七月),但实及于1856年。次年有节本付刻。全本迟至1932年由盋山精舍石印发行。在此书之前或与此书同时,已有若干种关于太平天国的记述,如成书于1853年的陈徽言《武昌纪事》,成书于1854年的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汪堃《盾鼻随闻录》,周邦福《蒙难述钞》,成书于1856年的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涤浮道人《金陵杂记》等。由洪仁玕口述、瑞典传教士韩山文著录的《洪秀全之异梦及广西乱事之始原》(即简又文译:《太平天国起义记》)也在1854年于香港出版英文本。但这些记述,大都是作者的见闻或经历,虽有史料价值却不属于研究性的著述。《贼情汇纂》则受曾国藩之命、专为收集太平军情以供战争需要,编纂中又“广搜博采,多收而严覈之,闻自何人,见自何处,更一一详注之。删所诬,存其实”,作了一定程度去伪存真的鉴别工作,并采取按专题分类编排方法,条理清晰、检索便捷,成为一部具有初级研究性的资料汇编,开了清政府探索太平天国的先河。);如从20世纪初年刘成禺著《太平天国战史》算起(注:《太平天国战史》,刘成禺(汉公)编著,1904年由东京祖国杂志社出版。孙中山为之作序。序文称其“洵洪朝十三年一代信史”;“汉公是编,可谓扬皇汉之武功,举从前秽史一澄清其奸,俾读者识太平朝之所以异于朱明,汉家谋恢复者不可谓无人。”显然,此书成为革命派吹倡反清的宣传品。继此书之后,黄世仲(小配)撰《洪秀全演义》,摭拾太平天国遗事轶闻,仿《三国演义》体例,都三十万字,先后刊于香港出版之《有所谓报》及《少年报》,1908年出版单行本,书出后,风行海内外,对反清革命思想传播起过良好的作用。),也有近百年的历史。大体上看,20世纪以前是骂的多。这是因为清王朝把太平天国视为“犯上作乱”的“贼匪”,危及朝廷的“腹心大患”,所以一切公私著述、文书奏报,无不竭尽咒骂贬斥之能事。诚然,在有些外国传教士的著述、外国人写的游记、乃至一些地主文人的记述中,对太平军军纪、太平天国的若干措施或规定,说过好话、有过褒扬(注:外国传教士的著述,可参见罗孝全《洪秀全革命之真相》、晏玛太《太平军纪事》(以上均见于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本《太平天国》第六册),以及裨治文《太平天国的政治与宗教》(刊《大风》92期、另见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中册:《外事考》第838-842页),艾约瑟、杨笃信、花牧师、赫威尔、慕维廉、麦都思、史美士、丁韪良等人的报告、评论、专著、通信等(均见《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下册:《宗教考》第1929-1973页)。 外国人写的游记,以吴士礼的《太平天国天京观察记》及富礼赐《天京游记》为最著名(此两种均由简又文译成中文,刊于简又文著《太平天国杂记》第一辑第105-156页)此外还有英国翻译官麦迪乐访问天京后于1855年10月1日在《泰晤士报》发表对中国内战的意见以及所著《中国人及其革命》一书中论及太平天国对外人的态度;英人施嘉士《在华十二年》,麦高文在《华北先驱》1856年12月13日发表的通讯等(均见《典制通考》中册:《外事考》第842-848页;下册:《宗教考》第2000-2004页)。

      地主文人记述中,对太平军多为贬斥咒骂,但也偶有对军纪赞扬的话,如陈徽言《武昌纪事》称太平军攻占武昌曾传令“官兵不留,百姓勿伤”,又记太平军有人闯入女馆行奸,“妇女号呼不从,贼目闻之,骈戮数贼,悬首汉阳门外”。类似称颂太平军禁奸淫的还有汪士铎《乙丙日记》、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倪在田《扬州御寇录》、周邦福《蒙难杂钞》等。而与各私家记载称太平军为粤匪、发逆、长毛之类不同,行文中始终称其为粤军、粤兵、太平军的,是李汝昭《镜山野史》,此书将洪杨起事,断为官吏贪暴“民冤莫伸”;上下相蒙,“理数应乱”;认为官兵尾随追堵外,“别无他策”,一套乖张举动,完全是“上讨朝庭封赏,下索百姓捐资,名为忠君,实以欺君,名为保民,实以虐民耳。”洪杨起事,“动辄掳掠为主,毫无王者之举动,全非霸者之经营”,但是“也是天厌本朝奸贪,助逆诛逆耳。”),但无论在数量上、影响上都不足以改变咒骂贬斥的主流。

      20世纪初年,革命党人因反清需要,借助太平天国历史吹倡反满。洪秀全、杨秀清、石达开、李秀成等,被视作种族革命的英雄人物,讴歌赞颂,甚至不惜伪造史料以“供激发民气之用”(注:见柳亚子批校《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遗诗》。此书为残山剩水楼主人著,1906年在上海出版。柳亚子称:“残山剩水楼刊本石达开遗诗,共25首。自答曾国藩5首见于梁任公饮冰室诗话外,余20首悉出亡友高天梅手笔。时在民国纪元前六年,同时讲授沪上,天梅为予言,将撰写翼王诗膺鼎,供激发民气之用,遂以一夕之力成之,并及叙跋诸文。当时醵金印千册,流布四方,读者感动。”柳亚子明指此书之20首为高天梅伪托石达开而作。另5首,经考证亦非石达开所作,系革命党人黄世仲所杜撰(见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中册第1434页)。)。太平天国从此被肯定、张扬。民国时期,太平天国研究主要集中在辑佚、整理、考订、鉴别史料的工作上(注:参见祁龙威著《太平天国史学导论》,北京学苑出版社1989年版,第3-6页。又,祁教授此书中《简又文评传》、《郭廷以对太平天国史研究所作贡献》、《罗尔纲与太平天国史料学》、《罗先生赞》诸篇,均对民国时期太平天国在资料、著述方面的研究工作有详实的论述。其后,祁龙威教授又在茅家琦教授主编的《太平天国通史》(三卷本,1991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上册《导言》中,撰写了第二节《太平天国文献资料概述》,从印书、文书、文物三方面,全面系统翔实地论述了自太平天国以来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约140年间太平天国文献资料的辑佚、鉴别、整理、出版情况。);从出版的论著看,褒扬的势头不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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