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17(2000)03-0030-06 从表面上看，鸦片战争时期的边疆史地研究的是一个学术范畴。但特殊的历史背景、特殊的研究内容、特殊的历史影响已使它远远超出了学术范围，而具有了政治、军事、文化、思想等方面的功能和价值。换言之，它既是对脱离现实、烦琐考据的乾嘉学风的严峻挑战，也是对强邻四逼的险恶现实的繁锐反映。因而，它对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发轫和展开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边疆史地研究的深层意蕴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源远流长，但在鸦片战争前后，它骤然勃兴并非偶然，不仅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而且还有一番特殊的深层意蕴。 第一，从清代社会思潮发展演变的轨迹看，边疆史地研究勃兴于乾嘉考据之学衰落、经世之学重兴的历史转折时期，它是嘉道经世之学的一个重要内容。 清统治者入关建立全国政权后，为消弭汉族知识分子的民族反抗意识，采取各种手段，加强对学术思想领域的控制。一方面开馆修史，笼络汉族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又大施封建专制淫威，大兴文字狱，对不满其统治的士人横加杀戮。在专制政治的高压之下，绝大多数士子不敢触及现实问题，开始从事单纯的史料整理和考订，从而形成了知识分子脱离现实的倾向。 到嘉道之际，考据之学日益僵化烦琐，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阻碍了学术的发展，引起了一些思想激进的知识分子的猛烈批判。首先对乾嘉汉学进行激烈批判的是方东树，他指摘汉学六大弊端，声讨其为“几千年来未有之异端邪说”。继之，一些原来被学界尊崇的考据大师也遭到非议，这标志着曾盛极一时的乾嘉考据史学已经走向衰落。 就在考据之学日趋衰微之际，今文经学开始复兴。这一学派与乾嘉考据派恰恰相反，不株守古代典籍的章句文字，力主因时变易，经世匡时，是地主阶级的应变和实行改革的哲学。经世学者极力提倡以学术经世，挽救社会危机，其特点为讲求实事、实功、实效，注重解决现实问题。 随着汉学衰落和今文兴起，知识界的思想风气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先进知识分子希望冲破思想禁锢，面向现实，研究实际问题，提倡经世致用，匡时救国。他们在政治、经济等方面提出了“广言路”、“整戎政”、“发展生产，重视工商”等改革主张。同时，还着重研究边疆历史地理，了解外部世界，掀起了研究边疆史地热潮。 第二，从19世纪中叶中国面临的国内外形势看，边疆史地研究的兴起是对清廷腐败、边疆危机的一种敏锐反映。 进入19世纪，素称强大的清王朝已危机四伏，险象环生。封建统治集团日益腐化，吏治腐败，军备废驰，土地兼并严重，失地农民流离失所，沦为流民，区域性农民起义连绵不断，特别是嘉庆年间的川楚白莲教起义，历时9年之久，极大地震撼了清朝统治。 就在清朝国势衰微，面临严重内部危机之际，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通过产业革命，经济力量迅速增强，为掠夺原料，寻找商品输出市场，积极谋求向东方侵略扩张。19世纪初，英国继占领印度之后，又凭借武力占领了新加坡、缅甸等国，接着便把侵略矛头指向了中国。同时，沙俄也虎视眈眈，准备向东南扩张领土，中国西北边疆首先发生了危机。对此，一批爱国学者开始注意西北边疆史地研究，形成了边疆史地研究的第一次高潮。此时期诞生了郭韵士的《蕃部要略》、徐松的《西域水道记》、《新疆事略》、张穆《蒙古游牧记》、姚莹的《康輶纪行》、何秋涛的《朔方备乘》等书。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林则徐在两广总督任内，组织人力翻译外国书报，编译《四洲志》，首次系统介绍世界各国情况，随后，魏源在此基础上写成《海国图志》、徐继畲写成了《瀛环志略》。这些著作不仅关注本国边疆史地，亦留心世界各国大势，把边疆史地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从以上两点可以看出，鸦片战争前后骤然兴起的边疆史地研究热潮，实际上反映了当时中国士林风气的变化和爱国知识分子要求发愤图强的愿望。 二、边疆史地研究的派别与内容 鸦片战争前后，一大批爱国学者，形成了一个专门讲求边疆史地学的学者群，边疆史地研究蔚然成风，研究成果蔚为大观。根据不同研究内容，他们可分为中国西北边疆史地派和世界史地派两大流派。 中国西北边疆史地派代表人物颇多，其中以张穆和何秋涛最为著名。 张穆，字石州，山西平定人。他鄙视科举名利，讲求经世之学，擅长历史地理。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鉴于外患日亟，始潜心钻研西北舆地，历时十载，撰成《蒙古游牧记》16卷。以蒙古历史上各盟的旗为单位，考证了蒙古古今舆地及山川城镇沿革，对蒙古诸部历史发展有较多的记述。 何秋涛，字愿船，福建光泽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中进士，授刑部主事。他博览群书，究心经世之学，认为沙俄与中国接壤，边疆地理应有专书记载，以资考究。乃搜集资料，撰《北徼汇编》6卷，后增至80卷并附图，记述自汉、晋至清道光时期蒙古、新疆和东北地区的历史地理。咸丰帝阅后，赐名为《朔方备乘》。 张、何二人皆以中国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为重点，其研究内容主要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