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59(2000)05-0069-05 早在鸦片战争前夕，少数中国人就已经注意到了西方列强在东方的殖民扩张，并开始关注夷情，（注：详见拙文：《清嘉道年间的经世思想》，《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2期。）但他们乐观地断言“彼万不敢以侵凌他国之术窥伺中华”，（注：《林则徐奏稿》（中），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77页。）未予以更多的重视。直至列强把战火烧到中国，用坚船利炮逼迫清政府签下屈辱的城下之盟时，中国的经世思想家们才真正认识了对手。痛定思痛，他们开始着力了解夷情，掀起了一股“研究西方热”。本文拟就此现象作一评析。 一 鸦片战争前后“研究西方热”的出现，大致可归结为两方面原因：一是中国思想、文化、学术自身发展的结果；一是强敌入侵的外部环境刺激所致。 先就中国思想、文化、学术的发展来看。在思想方面，中国向来有经世致用的传统。即使是处在清中叶乾嘉考据学极一时之盛的时代，“传统的经世意识也并没有从中国思想史上完全消失，它仍然深藏在儒学的底层。”（注：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58页。）这样，嘉道以降，在社会危机四伏的历史条件下，经世意识便顺理成章地从儒家的底层喷发出来，形成一股生机勃勃的时代思潮。到鸦片战争时期，在蒙受割地赔款开埠的奇耻大辱后，便进而发展成为一股学习西方、研究西方的热潮了。 在文化方面，中华文化数千年间历经沧桑，其延绵不绝的发展历程表明，它拥有自我保持、自我更新以实现自强不息的生命机制。因此，它能够应对一个又一个来自内部或外部的挑战，使自己顽强地延续下去而不发生中断。明朝末年，随着传教士的东来，西学传入了中国，在中国社会内部引起了强烈反响。尽管当时不乏非理性的盲目排外者，但还是有相当一批士大夫继承了中华文化那种勇于吸收外来文化、发展丰富本民族文化的进取精神来悉心研究它。如徐光启积极评译西方学术，“洋洋乎数万言……迄今言甄明西学者，必称光启”；（注：阮元：《畴人传》（上），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407页。）王征则不仅翻译《远西奇器图说录最》等西书，还自己动手仿造西方奇器，（注：方豪：《中西交通史》（下），台湾中华文化出版事业社1968年版，第753页。）等等。总之，他们这种虚怀若谷，吸纳西学，发展中学的言行举止正是中华文化对待外来文化的那种宏大气魄的延续。这种气魄至清代渐渐萎缩了，终于被“宁可求全关不开‘的防范心理所替代，直至鸦片战争前后，才为当时的经世思想家们所恢复和发扬光大。龚自珍在1820年提出的“应颁制西洋奇器”，（注：《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10页。）应该说是经世思想家们“开眼看世界”思想的萌芽，而后便有他们“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自觉追求了。 在学术上，重视地理沿革研究，是我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但“自来言地理者，皆详中国而略外夷。史记、前后汉书，凡诸正史，外夷列传多置不观，况外夷书乎？”（注：姚莹：《康輶纪行》“卷9”；“自叙”。）自魏晋南北朝起，这种状况多少得到了改变，在重视本土史学研究的同时，也逐渐产生了研究外国史地的兴趣，并最终积淀成为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因此，16世纪之后，当西方国家在远东进行领土扩张时，便引起了中国人的注意。清初就不断有人著书谈及西方的情况。如方式济的《龙沙纪略》、张鹏翮的《奉使俄罗斯行程记》、图理琛的《异域录》等，不过其中所述多为见闻杂录，非专门性的研究。真正具有近代意义的研究，当始于嘉道年间。“莹自嘉庆中，每闻外夷桀骜，窃深忧愤，颇留心兹事，尝考其大略，论著于《识小录》矣，然仅详西北陆路。”（注：姚莹：《康輶纪行》“卷9”；“自叙”。）鸦片战争前夕，随着东南沿海的外患日逼，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对海道来华的欧美国家进行初步介绍，并相继有一批著作问世，如萧令裕的《纪英吉利》、李兆洛的《海国纪闻》、叶钟进的《英吉利国夷情记略》等。其中，有些著作预言西方的对华侵略，“十年之后，患必中于江浙，恐前明倭祸，复见今日。”（注：包世臣：《齐民要术》卷11。）甚至还认识到西方殖民者能够横行于海上，全仗船炮精利。因此，他的主张仿造西方的坚船利炮，以加强海防，并根据西方“老巢既远、持久为难”的弱点，提出了一些克敌制胜的建议。可见，在鸦片战争前夕出现的外国史地著作，已开始显示出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近代特点。它们不仅开创了近代中国人研究西方的先河，而且也为鸦片战争时期“研究西方热”的兴起积累了材料，提供了范例。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中国思想、文化、学术自身的发展，已经出现了研究西方的需求和有益尝试，只是时人还没有自觉地意识到，也尚未能够形成风气而已。 所以，促成“研究西方热”出现的正是鸦片战争。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人油然而生一种迫切了解对手的心情，就连一贯以“君临万国，恩被四表”自诩的道光帝也不耻下问，提出了一连串问题：“究竟该国地方周围几许？”“英吉利至国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与俄罗斯是否接壤？”（注：姚莹：《东溟奏稿》卷2。）为解答这些问题，他还曾谕令两广总督祁
等，就所属文武员弁中访察“洞悉夷情，深通韬略者，随时酌量海疆地方，何人与何地相宜，不拘资格，即行奏请升调，候朕擢用”。（注：《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57。）相比较而言，那些经世思想家的眼光更为高远，他们不仅仅是了解、认识西方，而是要研究、学习西方，探索出制胜之道。“‘鸦片战役’以后，志士扼腕切齿，引为大辱奇戚，思所似自湔拔。”（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34”，第52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他们认为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惨败，“正由中国书生狃于不勤远略，海外事势夷情平日置之不讲，故一旦海舶猝来，惊若鬼神，畏如雷霆，夫是以偾败至此耳！”（注：姚莹：《东溟文后集》卷8。）因此，他们一面发出“开眼看世界”的疾呼，一面身体力行，决心积极从事世界形势及各国历史、地理的研究以筹划出制夷之策。正是基于此种可贵的识见，全面研究四方的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林则徐、魏源、姚莹、徐继畲、梁廷枬等一批先知先觉之士竞相“谈瀛海故实”以谋御外。在他们的带动下，中国近代第一次“研究西方热”迅速勃兴，“炎炎不可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