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34(2000)-05-0063-05 近年来，学术史的回顾与探究引起学界较普遍的重视，人们通过总结以往中国学术的发展历程，力图在前人奠定的学术基石上为当今中国学术开出新路。无独有偶，近百年前，清末民初的学者们也进行了类似的探讨。这一探讨所涉学术层面、产生原因等一系列问题，皆值得引起广泛的注意，以便给今天的探讨以启示。 一、学术史勃兴的表现 “学术”之于中国，有数千年历史，但“学术史”之出现，则晚至清初。在《清代学术概论》里，梁启超指出：“大抵清代经学之祖推炎武，其史学之祖当推宗羲，所著《明儒学案》，中国之有‘学术史’自此始也”。[1](P14)黄宗羲的《明儒学案》首创了“学案体”，按照学派详细分析并准确概括了特定时期儒学发展的历史，是以“人”为主而叙述学术发展历程的第一部著作。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之有‘学术史’自此始也”，确为不易之论。《明儒学案》之外，黄宗羲还始撰《宋元学案》，未成而卒，由其子黄百家和全祖望两次补续而成。自兹而后，陆续有人撰著不同样式的学术史著作，如钱大昕通过撰写清代学界人物传记的方式记述学术历史；江藩利用钱氏的材料，著成《国朝汉学师承记》，还撰有《国朝宋学渊源记》；唐鉴亦著有《国朝学案小识》，等等。大抵皆为叙述清代学术之作，且数量不多，质量也有限，尤其江藩、唐鉴之著因主观成见深，立论偏颇，很遭时人与后人訾议。 黄宗羲之后，学术史的真正勃兴是在清末民初，这一勃兴与当时引人瞩目的新史学运动分不开。从时间上说，新史学运动发轫于1900年章太炎在手校本《訄书·哀清史第五十九》所附《中国通史略例》中首次提出要编撰一部不同于旧史的新的中国通史。同样，学术史勃兴亦起自章太炎。侯外庐认为，章太炎“是中国近代第一位有系统地尝试研究学术史的学者，皮锡瑞的《经学历史》，虽以近代早期的学术史概论出现，而内容上则远不及太炎的见识”。[2](P181)在1899年辑订的《訄书》初刻本中，章太炎便在《尊荀》、《儒墨》、《儒道》、《儒法》等篇名下对先秦思想史予以梳理。1902年删革修订《訄书》时，更是增加了不少论述历代学术、思想演变的内容，且在见解上与前有异，从批评孔子与孔学起，指斥历代学术之弊端，相应也表彰一批他眼中的进步思想家与学者。这样的研究显然与当时的史学革命相呼应，成为新史学运动的一大助力。此后他又陆续有与学术史相关的论著问世，如1910年编定的《国故论衡》、1915年编定的《检论》（《訄书》修订后改此名）以及《诸子学略说》等大量文章。 紧随章太炎之后撰著学术史著作的是刘师培。1903年6月至1906年6月，章太炎因“苏报案”而入狱，基本停止了学术活动，而刘师培恰恰在这一时期活跃于学术界，发表《近儒学案序》、《国学发微》、《周末学术史序》、《南北学派不同论》、《汉宋学术异同论》、《古学起源论》、《两汉学术发微论》、《中国哲学起源考》等一系列学术史论著，成为当时在学术史领域发表论著最多和影响最大的学者。 刘师培之后，学术史领域成就最大且广为人知的学者为梁启超。梁启超虽早于1902年便开始发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对古代学术史作了全景式鸟瞰，但既非专门研究，于体例也无所发明。他最有代表性的学术史著作当为进入民国后所撰的《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前者撰于1920年，后者在1923年冬至1925年春之际完成。这两部著作承清末学术史研究之遗绪而来，同样为此一时期学术史勃兴潮流下之巨制。 章、刘、梁之外，王国维、罗振玉、夏曾佑、廖平等学术大家也都有学术史方面的论述，对清代学术所论尤多。如王国维的《国学丛刊序》（代罗叔言参事）、《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等文章便颇多精辟之论，足为后世楷模；夏曾佑的新史学代表作《中国历史》以相当的篇幅谈学术思想的变迁，显示出学术史与新史学思潮的内在关联。 上述学术大师之外，值得注意的是国粹派学者普遍重视探讨中国学术史，《国粹学报》上屡有他们这方面的著述，如邓实的《国学微论》、《国学通论》、《国学今论》、《明末四先生学说》；田北湖的《论文章源流》；陆绍明的《论史学之变迁》、《论史学分二十家为诸子之流派》；黄节的《元魏至元之学者传》、《岭学源流》，等等。总之，种种事实说明，学术史的研究在清末民初已成显学，甚至可以说是在中国学术发展进程中首次成为显学。既然学术史在清末民初勃兴并成为显学已为事实，那么值得深思的便是：何以学术史在此时勃兴？什么因素使得学术史成为显学？要回答这样的问题，还得从这一时期的时代主题和学术发展大势或曰发展逻辑中寻找答案。 二、学术史勃兴缘由之一：兴学以救国 清末的中国，对于有识之士来说，救亡已成为时代主题。如何救亡，或者从正面来讲，如何在大厦将倾的清王朝基础上建立新国家，成为有识之士最关注的问题，而且围绕此“建国”问题还展开了一场涉及广泛的争论。对这一关乎全民族前途命运的大问题，政治家们各有其立场，学者们也有其独特的思考角度。顾炎武的“亡国”与“亡天下”之辨此时经常被学者提及，便反映了学者的视角。顾氏曾说过：“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为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3](P590)对于传统中国士人而言，亡天下是比亡国更可怕的事情，是最根本的灭亡，因中国首先是作为文化集合体的“天下”而存在，文化存亡是民族兴衰的首要因素。所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文化承担者的社会责任相当重大。“盖以易朔者，一家之事。至于礼俗政教，澌灭俱尽，而天下亡矣。夫礼俗政教固皆自学出者也，必学亡而后礼俗政教乃与俱亡。”[4]鉴于此，救亡必先救学，建国必先建学。学术兴，礼俗政教必兴，天下亦随之兴。这样的认识，与当时学术史得以勃兴息息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