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辛亥时期(1901-1911)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会党的关系问题，前人多有论述，然对会党参加资产阶级革命的过程总让人觉得是仁山智水，意犹未尽。本文试图用社会心理学的方法作一分析，或许有助于我们从另一侧面来把握会党的状况。 心态是指人的心理活动中基本的具有倾向性心理特征的总和，社会心态则是社会群体中具有一定广泛性、共同性的心态。辛亥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了政治舞台并逐步成为领导阶级，试图将会党的自发斗争引入民主革命的轨道，会党的社会心态开始注入了新的因素，呈现出新的景象。 一、寻求新领导成为多数会党的共识 会党的斗争，长期以来处于自发反抗的状态。由于自身的落后性，斗争常陷于失败。“数十次百次地企图推翻压迫者，使自己成为自己生活的主宰。但是他们每次都遭到失败，受到侮辱，不得不退却，不得不把委屈和耻辱、愤怒和绝望埋在心里，仰望茫茫的苍天，希望在那里找到救星。”（注：《悼列宁》，载《斯大林选集》，上卷，页170。）会党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总结反思，寻找原因。一部分会党把失败的原因归于外因如清廷的残酷镇压等，产生敌意和愤慨等情绪，驱使他们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反抗。而有些会党则将主要原因归于内因，意识到自己的缺点，如组织涣散、旗帜陈旧等，这就容易产生沮丧、内疚、无助等情绪，从而造成心理失衡，形成了要求找到新因素以建立新的心理平衡的驱动力。当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历史舞台演出一幕幕惊天动地的活剧时，他们的目光被吸引了。资产阶级革命派联络会党的政策，受到了他们的欢呼和响应，一些会党的激进分子更是走在这一行动的前头。 早在1885年，会党头目郑士良与孙中山畅谈革命后，士良“一闻而悦服”，并表示如他日有事，可以“罗致会党以听指挥”（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页4。）。他说：“我虽是三合会的头目，但我近来想，非有新思想的人不能成大事，所以我想找一个这样的人。我觉得你是这样的人，便跟着你来了。”（注：《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意识到“非有新思想不能成大事”，这一认识反映出会党首领社会心态的重大变化。广州起义后，孙中山的机智和勇敢，使郑士良坚信：“唯有他（指孙中山）才能完成革命的大业”，“我不但愿为他效犬马之劳，甚至把生命献给他也在所不惜”（注：转自《会党史研究》，页249。）这种尊敬决非仅仅出于对个人才能的崇拜和钦佩，更表明了会党人士向革命派靠拢的大趋势。 1899年底，兴中会邀长江哥老会、广东三合会首领在香港举行联合会议，决定三会结成兴汉会，“定纲领三则”，“作印章奉孙君”（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页112。），公推孙中山为会长。在这次会议上，会党要求与革命派合作，寻求新思想的心态表现得非常明确。参加会议的宫崎寅藏事后这样写道：“（会党头目）既入，风貌有古色，实与读书辩论之士异趣，曰：‘世运大开，国情异昔，岂吾党独守故态耶？吾徒之来，正所以乞诸君之教也。’语次，略漏将三合、兴中、哥老三会，合而为一，即举孙君为统领之意。且曰：‘当今之世，不通外情，而漫欲揭竿者，恐贻不测之祸于百年之后。而吾徒之中，能通外情，仍深属望于孙君。’”（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页110。）从会党头目的这些言论中可以看出，在社会危机日深、民族危亡在即的急剧变化的形势下，会党已感到不能“独守故态”，而望“通外情”，认识到“守其固陋，不思变通者”（注：《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一）上册，页303-304；（一）下册，页760。），已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此后，更多的会党人士感到了会党的落后性，自己觉得会党“完全是散沙一盘，鱼龙混杂，既没有严密组织，又没有周密计划”，已不能适应形势的要求，“专靠袍哥不能成大事”，“比起同盟会来就相差太远了”（注：《辛亥革命回忆录》（七）页352-353。）。也就是说：“私会之在今日，实有不能不变通之势矣。”（注：《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一）上册，页303-304；（一）下册，页760。）。会党呼唤“新思想”，“乞求诸君之教”，表现出要求与革命派联合，接受他们领导的倾向和姿态。参加兴汉会会议的哥老会首领谭祖培赋诗“天假奇缘幸识荆，话别愀然万念生。感君厚意再相见，且将努力向前程”（注：转自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页14。）正是这种心态的写照。这在开始虽是极个别的情况，但正如万绿丛中一点红，非常醒目，引起其他会党的模仿，逐渐得到更多会党人士的响应。因为认知心理学揭示，人有通过模仿向优势学习的心理倾向。辛亥时期，革命派站在历史舞台的最前面，革命思想蓬勃发展，尤其是思想论战之后，革命派“以明显的优势占领了思想阵地”（注：《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第4版，页354。）。“革命说为全国公认之救国途径”（注：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页103。）。会党在与革命派接触、交往、了解中，觉察到了革命派优于他们的地方，觉得自愧不如，因而希望向革命派学习，愿意接受他们的指导。正如四川哥老会首领佘英对宋教仁所说的：“我们总欲作一番事业，以为我同胞复仇，惟才力不及，一时举事，内政、外交皆不能办，故不得不联合海内英雄志士，同力并举。”（注：《宋教仁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页211。）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优势使他们自然处于领导的地位。如当黄兴派人联络湖南会党首领马福益时，马先是轻视，但听了一番宣传后，转而肃然起敬，并叹息自己部下“读书人太少了”，不了解时世，“现今听了先生一番言语，令我茅塞顿开”，进而慷慨表示：“如果有用得着我的时候，无不唯命是听。”（注：《辛亥革命回忆录》（二）页246。）由此开始，马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坚定跟随者，直至献出生命。 通过革命党人的积极运动，许多会党表示愿意服从革命党人的领导。四川永宁会党黄方在熊克武、杨兆蓉等宣传同盟会纲领后，“知中山先生真先觉者”，感到以前“若无人领导，今得其盟矣”（注：《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2期。），毅然加入同盟会。秋瑾“运动”平洋党，吴谦林、徐顺达、周华昌等“亲受感化，自愿服从领导”（注：《辛亥革命回忆录》（四）页214。）。陕西刀会首领罗孝全经李仲三“运动”，表示：“我在四川时听说孙文、黄兴快要起事。你们将来起义的时候，黄河两岸都交给我，我以两千人响应，包打先锋。”（注：《辛亥革命回忆录》（六）页525。）吴沧洲赴羊山联络王天纵，得其众八百余人。（注：《辛亥革命回忆录》（五）页364-365。）经过钱鼎的“运动”，陕西哥老会头目们表示接受同盟会的主张，“并愿跟着党人们干”（注：《辛亥革命回忆录》（五）页2。）。在这种心态的推动下，许多会党首领包括郑士良、焦达峰、邓文辉、佘英、李绍伊、张百祥、李福林、王和顺、秦载赓、龚春台、陆兰清、梁植堂、张达三、王天纵、张恭、周鸿勋等等，均是以会党身份先后加入同盟会等革命组织的。这些人的双重身份，为革命派在会党中活动提供了很大方便，起了很好的榜样示范作用，扩大了联络的范围和效果。比如李绍伊入会后，他领导的孝义会就成为同盟会“可指挥的力量”（注：《辛亥革命回忆录》（三）页302。）。 同时，会党也愿意接受革命党人到自己的组织中来担任职位，让他们“白日升天”，成为可以调动人马的“白扇”，甚至是“龙头之龙头”（注：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页4。），这也体现了会党愿意接受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心态。孙中山就曾被奉为兴汉会的会长，后又列籍洪门，封为“洪棒”。《革命逸史》说到：“革命党人之列籍洪门者，亦不乏其人。陈少白在香港入三点会，被封为纸扇。林述唐、黄克强在湘鄂入哥老会，被封为龙头。陶成章、张恭、秋瑾等先后在浙江加入龙华会，用为光复会首脑。”（注：冯自由：《革命逸史》（六）页43。）此虽然不尽准确，但反映了革命党人加入会党这个事实。王蕴滋在川西“运动”张达三，按其要求加入了哥老会，先是“照秀才入会例，列为三排”，后在参加灌县总舵把子张捷先召集的哥老大会上，可能考虑到王的革命党人身份，“列在第一排”（注：《辛亥革命回忆录》（三）页218。），以示尊崇。通过王蕴滋位置的的升迁，即可看出会党成员对革命党人态度的变化及对其领导的服膺和拥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