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00) 06-0054-11 近代中国已经落后于西方，中国西部更加如此。面对西方侵略势力的日益逼进和西方文明的输入，古老中国如不自甘灭亡，就必须进行适应世界潮流的改造。但是，究竟是主动改造，还是被动改造，如何改造，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中国近代先进人士从林则徐到孙中山，在为整个中国前途殚思竭虑之时，多对中国西部开发表示关注。本文就是试图探索他们在这方面的思想演进轨迹，找出其迄今仍值得顾盼的亮点和他们无法及身而成的原因。 一 19世纪上半叶，地主阶级改革派开始注视西方侵华势力东渐时，已把目光投注于中国西陲，并亟谋对策。 警觉到中国政敝民变日亟、认定须速“自改革”以谋生路的龚自珍于1820年写的《西域置行省议》里，就主张新疆建省，使和内地统一法制化；同时，移民垦边，“人则损中益西，财则损西益中”，融合东西长处，解决东西差距；实行“公田变为私田，客户变为编户，戍边变为土著”，即体现和促进此前微露的屯垦重心向民屯转变的趋势，以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希望如此即可“足食足兵”、“以边安边”，（注：《龚自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年版，第6～7、106、113页。）有效地保卫和开发新疆，消弭西陲边疆危机。魏源在《皇朝经世文编》、《海国图志》、《圣武记》、《道光洋艘征抚记》等著作以及与林则徐的谈话中，论述了中国西部的历史和现状及其周边国际环境，衬托出历代中国内地统治者与中国西部民族的纠纷和联系，周边国家与中国的历史联系以及西方侵略势力对这些国家的侵扰、鲸吞和据以进扰中国边境的情景，从而得出：“方术三年艾，河山两戒图”（注：《魏源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81页。）的认识，即海防塞防都很重要。他亦主张置新疆为行省，指出所谓新疆“地广而无用”、“耗中事边，有损无益”的谬误，认定新疆“人寥地旷”、据有“播植浇灌毡裘贸易之利，金矿之旺”，开发此“未辟之鸿荒”，可使中国由衰转盛。（注：《皇朝经世文编》卷八十，页二。）另一放眼世界的著名人物徐继畲，亦把新疆、青海、西藏等西部地区列入“皇清一统舆地全图”，并指明其地位之重要以及面临英、俄争夺的现状，因而必须加强捍卫与建设。其所著《瀛寰志略》，即旨在“要其盛衰迭代之效，沿革迁流之故，割据并吞之势，祸福倚伏之形”，藉以唤起人们“观伏波之聚米，善审机宜，萧相之披图，皆知隘塞”，引起关心国事者的“深长思”。（注：白清才、刘贯文主编：《徐继畲集》（一），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年版，第102、309页。）这里所举马援、萧何之例证皆发生在中国西部，前后映证，中国西部的国防和开发，显然在其审视之中。鸦片战争时期在台湾抗击侵略的姚莹，贬官川、藏后，撰《康輶纪行》，“纪所历山川风俗、人物，杂论古今学术文章政事，因考达赖、班禅、黄红教而及天主教回教之源流是非，明辨之以防人心陷溺之渐。因考前后藏而及五印度、西域诸国，以及西洋、英吉利、佛兰西、弥利坚之疆域情事，详著之以备中国抚驭之宜”（注：姚莹：《东溟文后集》卷八，“候林制军书”。）。书中既揭露和抨击了英国垂涎西藏、进图四川、囊括长江流域的图谋，又多次指出其制物“精巧绝伦”、国虽小而强等长处，值得重视和学习。（注：姚莹：《康輶纪行》卷五，页三；卷十二，页十。）他在所著《俄罗斯方域》、《纪英俄二夷之构兵》，亦意在“以广见闻”，望“有志边务者尤宜细究焉”。（注：来新夏：《林则徐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8页。）综上可见，姚莹是在中西之间尤其是在先进西方和落后的中国西部之间进行了解和比较，从中寻找保卫和建设中国西部的正确方策。 林则徐作为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杰出代表，对中国西部尤为关注，并以其近代最早开发中国西部的可贵实践载入史册。1842～1845年，林则徐在遣戌新疆期间，遥首东望，东南海疆争端未息；举目西顾，“俄国则西北包我边境，南可由滇入，……将来必为大患”（注：谷苞、蔡锦松：《林则徐在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2页。），西部塞防亦很紧迫。按其当时处境，他期望以西北之得补东南之失。他秉持爱国热肠和民本思想，悉心考究新疆实际情况，奔走天山南北，全力从事勘办农垦事宜。他赋诗抒怀：“荒碛长驱回鹘马，惊沙乱扑曼胡缨，但期绣陇成千顷，敢惮锋车历八城”（注：《云左山房诗钞》卷七，页十三至十八。）。他开发新疆的业绩主要有三：其一，提高现有生产力。比如大力兴修水利，推广应用“卡井”（当地人赞称为“林公井”）；又“教民制纺车，学织布，民号称林公车”（注：来新夏：《林则徐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95页。）等等。其二，适当改进现存生产关系。主要体现在对原来屯垦制度的某些改革，如增加民屯户拨地亩数、减轻民屯纳粮数、回户拨地改为按亩计算、订立新垦地亩章程、健全管理制度、规划土地使用、变军垦为便于从事生产的经济单位、奖励换防官兵徙眷常住、奖励对新疆开发做出贡献的官员等等。其三，适当协调民族关系，如广招当地回民参加屯垦，发展“回屯”，关心回民生活和文化，他所写《回疆竹枝二十四首》，反映了他对维吾尔族的生计、风俗习惯、文化艺术都有一定的了解与同情（注：《云左山房诗钞》卷七，页十三至十八。）。因此，后人盛赞林则徐“周历天山南北二万里，东西十八城，浚水源，辟沟渠，教民耕作，定约束数十事，计辟各路屯田三万七千余顷，大漠广野，悉成沃衍，烟户相望，耕作皆满，合兵农而一之，岁省国家转输无算，而回民生计亦大裕，为百余年入版图未有之盛”。“文忠在西域创兴水利，开田至数十万余亩，至今利赖”。（注：来新夏：《林则徐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92页。）这里虽有过誉之词，但其作为贡献确留人们心间。 1845年12月，林则徐奉诏入关，先后担任署陕甘总督、陕西巡抚、云贵总督，曾督师镇压西部人民起义，但也有过好的举措。他在对云南开矿情形进行调研之后，指出以“人众难散”来阻止开矿的谬误，主张任商民办理采矿，并制订了宽铅禁、减浮费、严法令、杜作伪四项矿务章程，以利矿业的开采。 从上面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地主阶级改革派已开始睁眼看世界，意识到中国西部所面临的边疆危机，并试图通过开发西部、发展生产以臻富强；通过民本主义，改进生产关系和民族关系以固结人心，达到外御强敌、内固清朝统治的目的。林则徐任商民采矿的主张，更是反映了西部工商业者要挣脱封建羁绊的微弱呼声。这是近代中国先进人士对近代中国所追求的独立、民主、富强目标的最初回应，也是启动中国西部迈向近代化的最早契机。然而，他们求中国独立的思想仍主要寄望于清王朝，期待“出文王而天下兴”（注：白清才、刘贯文主编：《徐继畲集》（一），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年版，第409页。）；他们的民本思想仍和镇压人民起义相纠缠相杄格；他们的开发西部的尝试仍多是限于传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某些改进，甚至受到“我欲仁，斯仁至矣”（注：白清才、刘贯文主编：《徐继畲集》（一），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年版，第409页。）等儒家教条的束缚。因此，这批中国最早的近代先进人士开发中国西部的主张和实践，不能不具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即使在新疆卓有成就的林则徐，其业绩也因调回关内镇压人民起义而基本止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