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位从事新闻工作的朋友送给我5本张健伟同志写的关于晚清历史的“历史报告”，要我看看书中所写的史事是否准确。据他说书中所述史事令人“震惊”。我因为时间有限，只看了其中一本《温故戊戌年》（作家出版社1999年版，以下简称《温故》）。这是我第一次看“历史报告”这种体裁的作品。“历史报告”属于报告文学，我对文学外行，本不应该对它说三道四，更何况文学界已经给它相当好的评价，它的第一个版本曾获得1997年度的“鲁讯文学奖”。但是我也注意到对这部书的反应并非都出于文学立场，更多地还是出于学术立场。如欧阳明评论这部书说它“消解旧论，倡立新说，言之成理，实属不易”，说它的“成功在于运用史实推导出令人信服的新见解”，“其摧毁对手的策略是细敲历史，即通过重新拷打史实破坏旧说从而重建历史”（转引自《温故·后记》）。某出版社的一位负责人在决定出版作者的另一部历史报告《大清王朝的最后变革》（今名《世纪晚钟》）时，曾先把稿子交给历史学家审定，“以把握史实的真伪”（见《温故·后记》）。而作者本人也在追求一种学术性，书中有大量注释，行文中一再指出史料根据和史家之言，并且不时地批评和揶揄历史学家的错误，使这部书俨然成为一部学术著作。因为牵涉到学术，我便想从这个角度来发表一点议论。 在我看来，这部书并没有在“细敲历史”的基础上“倡立新说”，其所述史事错误太多，对康有为和戊戌变法的评价太偏颇，严重歪曲了历史。 （一） 《温故》所述的一些所谓“新说”，如“康梁公车未上书”、“康有为伪造密诏”、“戊戌政变不是由袁世凯告密引起的”等，并非作者的研究发现，而是采纳了有关的研究成果。书中对此也有说明。这部书的长处就在于比较注意学术界的新成果，并将之用文学手段表现出来，于是就给读者留下了他“倡立新说”和“重建历史”的印象。但若按学术的标准衡量，作者并没有将这种学术规范贯彻到底，至少他未将所有借鉴的成果都注出来。 不注出处尚在其次，以学术角度看，《温故》对学术研究状况的介绍有时是失真的。如在《<密诏>疑云》一节中，他指出康有为所披露的光绪帝于1898年9月15日（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三十日）令杨锐带出的那道密诏是伪造的，而杨锐的儿子杨庆昶于1908年（宣统元年）呈给都察院的那份才是真的。他说这个结论是他从已发表的“历史论文”中看到的，可是却又写了这样一段话：“然而，请翻开课堂上讲授的历史教科书，请翻开许多历史学家撰写的戊戌史专著，请看一看关于戊戌史的数不清的影视文学，在那里，在整整一百年的时间里，我们看到的，都不是上面说的那份由杨锐带出的光绪手写的朱谕《密诏》，而是由康有为墨写的另一份所谓《密诏》！请允许我直截了当地说：那是康有为伪造的假《密诏》。尽管早在九十年前，即一九○八年，杨锐的儿子便交出了真《密诏》，但是我们的许多历史学家还是宁愿相信康有为墨写的《伪诏》，我直至今天也不明白，这究竟是为什么？”（《温故》，第164页）只看这段批评，读者当然会认为“伪密诏”问题是由作者最先揭露出来的了。其实作者的批评很没有道理，因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有影响的专著和教材都用的是“真诏”而非“伪诏”。我翻检《温故》一书所附“参考引用书目”，看到至少有以下几种都是引用“真诏”的：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和《戊戌变法史》。作者未列入参考书目的著作，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近代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林克光《改革派巨人康有办》（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等均引用“真诏”，并且都在脚注中说明另有康有为、梁启超等披露的文句不同的“密诏”。至于教材，我手头有3种，即李侃等《中国近代史》（第3版，中华书局1983年版）、苑书义等《中国近代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郑师渠等《中国近代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它们用的都是“真诏”。我不知道张建伟看了哪些教材，以致得出均用“伪诏”的结论。 这里还须指出，虽然80年代以来，很多著作和教材都摒弃康有为的“伪诏”而采用杨庆昶的“真诏”，但“真诏”说并不是确论。《温故》采用“真诏”也未举出有力的证据说明它何以是真的，只引用了一条与之相关的史料，即出自杨庆昶于1908年向都察院呈递“真诏”时的《呈文》。但细究起来，这条史料也是经不住推敲的。关于“密诏”得以保存下来的经过，这个《呈文》称：“蒙先皇帝特旨召见，亲赐手诏，令我父亲详细商议后，再来告诉他。我父亲很恭敬地把这道手诏交给我，让我恭敬地珍藏起来，父亲说，他已经向皇帝覆奏了。我对父亲说：‘皇上的手诏，按照规定，是应该交还给皇帝的。’我父亲说：‘我本来已经当面交给皇上，但皇上圣恩，仍然把它赐给了我。”（此为《温故》的今译，见该书第162页）杨庆昶的话显然是为了说明杨家何以敢私存密诏。清代，从雍正朝起即规定所有诏旨都必须缴回，因此杨家是不应该有密诏的，所以杨庆昶（或其他人）要编造上面一段话来释疑，但编造得太拙劣。杨锐仅是一个四品军机章京，除皇帝特召外，他见不到皇帝，也没有资格要求见皇帝，连直接向皇帝奏事也不行。即使所谓“真诏”中也是明白地要求杨锐等筹商办法后“密缮封奏，由军机大巨代递”，而不是亲自呈给皇帝。皇帝当然可以召见杨锐，但必当事先派人通知，这样一来有关部门就会作记录。清宫的档案制度很严密，有几种档案如《引见档》、《早事档》、《邸抄》、《谕折汇存》等都记录召见事。查《早事档》，1898年光绪帝两次召见杨锐，第一次是杨锐入军机之前的9月2日，随后就有入军机的任命，第二次是9月15日，也就是《呈文》称“亲赐手诏”的那一次。《温故》在叙述第二次召见时说光绪帝“叫来他的亲信太监，通知杨锐秘密进宫”（《温故》，第161页），似乎是人不知鬼不觉地见了面，其实清宫档案中几处都记载了这次召见，且召见地并不是皇宫，而在颐和园。此次召见后便没有召见杨锐的记录了，仅在9月17日记录有“召见林旭”（这次召见给了林旭一道密诏）。由清宫档案有关召见的记录可知，所谓杨锐面缴谕旨的说法是不可信的。 《温故》中类似“《密诏》疑云”这样介绍“新观点”、“新史料”的段落很多，但是作者并没有弄清楚那些“新观点”究竟对不对、“新史料”可靠不可靠，就进行“加工”、“改造”，以致将尚在讨论中的学术观点当作“确论”，把伪史料当作“实录”推给读者，甚至据以批评历史学家的“错误”。 例如书中写有一节《康梁公车未上书》，纠正教科书中所写“公车上书”的错误。有人告诉我说这一节被有的报刊和网站选登出来了，“炒得很火”。其实“未上书”这一提法尚需斟酌。据康有为的《自编年谱》说，1895年4月，他得知《马关条约》将要签订，就鼓动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上书反对签约，随后他又联合18省举人在松筠庵讨论联名上书，他为此起草了万言书（后来称为《上清帝第二书》），5月2日到都察院呈递，都察院以光绪帝已经批准条约为由而拒绝代递。大多数教科书原来都采用康有为的这种说法。80年代，孔祥吉撰文考证此事，指出都察院“拒收”万言书的说法不可信，实际上“议而未上”。（注：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80－88页。）《温故》的“未上书”主要就是根据孔祥吉的论文敷衍而成；而孔祥吉的考证虽言之有据，但不是确证。该文最主要的证据是引《随手登记档》5月2日（阴历四月初八日）记录都察院代呈15件条陈，其中8件是各省举人所上，以此证明康有为所说该日都察院“拒绝代递”是不可信的。《温故》对此一证据也非常重视，并据此得出结论说：5月2日这天有“公车”和官员上书，都察院都积极代递了，而康有为未去递折，却诬蔑都察院“拒收”（《温故》，第109－110页）。这种分析并不正确。都察院5月2日代递的条陈并非是当日所上的，而是以前上的。如以梁启超为首的广东举人上书是4月22日递到都察院的，但过了8天都察院才代为递上。据天津《直报》报道，至4月28日以前，除台湾外已有18个省的举人先后上书（注：《各抒义愤》，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一日《直报》。），但是我们查看《随手登记档》等，都察院从4月30日才开始代递各省举人的上书，到5月1日仅代递了8个省的，5月2日又递上8件公车上书，分属7个省，其中有两个省籍与前两日重复，这就是说截止5月2日共代递上13个省的，还差5个省的，至此尚未把4月30日以前举人的上书代递完毕。所以“代递”与“拒收”并非一事，5月2日都察院的代递并不能证明这一天它没有拒收康有为的上书。而这一天都察院门前发生了大规模的“学潮”，由当时的情形看，拒收上书是很可能的。据《直报》报道：“已据都察院于四月初四日（4月28日）将各省孝廉（按“孝廉”即举人）、京官先后所呈各情缮折具奏，未经抄发，是以初六（4月30日）、初八（5月2日）两日都察院署内各省孝廉约有千余名之多，皆不卜□头之兆，纷纷议论，颇有哄堂之势，虽经京畿道侍御弹压，乃诸孝廉义愤填膺。”（注：《各抒义愤》，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一日《直报》。）侍御正忙着弹压“哄堂”的公车们，还能接受上书吗？就现在的史料来看，要推倒“都察院拒收”一说的证据还不足，将它与“议而未上”两说并存为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