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美论的中国近世史研究领域吸引了最有天分、训练最好的史学工作者，但他们不讼是对思想史的研究，还是对社会、经济、政治史的研究，都深深地陷于源自西方的“现代化叙事”中。他们依据西方式“现代化”的进度对中国的过去作了“正面”或“负面”的解读。六七十年代后，随着世界性殖民体系的解体，美国的中国史学界对这种研究模式进行了全面的反思和批判，并产生了各种新的历史叙事形式。考察和总结美国在中国史研究领域这一学术发展历程，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美国的中国史研究状况，而且对我们进一步开展中国近世史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1“传统与现代性”作为分析现代化进程中的对比类型，起源于古典社会学关于社会变迁研究中的“两极理论”。它原本是对西方社会在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前后阶段的一种思考。古典社会家通常将他们所分析的社会变迁过程分为对应的两极，如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02～1903)的军事型社会和工业社会，涂尔干(Emile Dukheim,1858～1917)的机械械团结和有机团结，韦伯(MaxWeber,1863～1920)的前近代和近代。但当它后来被用来解释非西方的发展问题时，这种思想和理论就摆脱了其发生意义上的限制，而成为一种较为普适的关于各种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思想框架——“现代化框架”。受这种两极理论的影响，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家从不同角度、在不同范围对西方发达社会的特征作了归纳，并将这些称之为“现代性”；与现代性相对应的则是“传统性”（或“前现代性”）。 然而，正是这种两极划分的研究方法（而不是现代化理论其他更加复杂的详尽形式），在五六十年代对美国的中国史专家产生了最大的魅力。当时，几乎所有的中国史学者都采用“传统”和“现代”二词来划分中国漫长的历史。 美国现代学中国的奠基者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用“现代化”（而不是过去袭用的“西化”）重新解释中国的近现代史。他倡导的“冲击—回应”模式，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支配着美国的中国史研究领域。这一模式假设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动态的现代社会，而中国则是一个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传统”社会，缺乏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只有经过西方的冲击，中国社会才能获得发展，进入近代。他认为，西方的冲击是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主导因素，西方的冲击和中国的反应才使中国传统社会逐渐发生变化，开始了现代化过程。中国国内的历史进程“是由一个更加强大的外来社会的入侵所推动的”，它们“对古老的秩序进行挑战，展开进攻，削弱它的基础，乃至把它制服”，最后“经过三代人的更替，旧秩序已经改变模样”（注：Teng and Fairbank,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A Documentary Survey,1839-1923,(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4),P.1.）。费正清按照这一模式编写的《美国与中国》、《中国：传统与变革》等著述，曾经是许多美国的中国史研究者学习模仿的典范。 后来，李文森又进一步用“传统”与“现代”这两个词来区分和阐释中国的历史。他认为，19世纪西方文明影响中国之前与其后，是两个绝然不同的时代。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与中国各种事物的强烈对比”，使中国思想界几乎在一夜之际就改变了中心主题，“儒家思想在经历漫长的岁月后，由于西方入侵终于丧尽了和中国现实的联系……中国传统土崩瓦解，它的继承人为了保存零砖碎瓦，不得不根据西方入侵的精神加以解释”。（注：Levenson,Liang Ch'I-ch'ao and the Mind ofModcrn Chin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3),P.84.）。 总之，按照费正清、李文森的研究模式，中国作为研究的主体被置于配角——“回应”(reactive)的地位，而西方则扮演了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角——“主动”(active)的角色。他们把中国近代史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归之于西方文明的冲击，认为中国完全是一个消极的“传统”社会，始终无法产生近代化的条件，有待精力充沛的“近代”西方把它从永恒的沉睡中唤醒。 这种两极对立的理论，长期支配着美国对中国近世史领域的研究。在美国的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较有影响的芮玛丽(Mary Wright)，曾在一部史料周全、立论严谨的著述中反复强调：阻碍中国“成功地适应近代世界”的并不是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是“儒教体制自身的各个部分”（注：Mary Wright,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TheT'ung-chih Restoration,1862-1874.(New York:Atheneum,1965).PP.9～10.）。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也在一部被称之为美国对中国早期工业化研究开路先锋的蓍述——《中国的早期工业化：盛宣怀和官办企业》中，把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念和制度完全视之为中国经济现代化过 程中必须加以克服或摧毁的“障碍”。即使到了80年代，美国学术界对“传统”与“现代”在关系已经有了区别于过去的认识，但由罗兹曼 (Gilbert Rozman)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仍认为中国传统体制的强大，使得西方的“现代性”在20世纪之前一直被拒之于门外，“中国现代化之所以一误再误，首要的原因不在于外来挑战本身力量的强大，而在于中国作出的反应太软弱”（注：[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第670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