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求真，贵在当真 浙江大学中国近代历史与当代发展研究所所长、教授 郭世佑 近10年来，有感于中国近代史研究与学科建设的某些现状，我曾写过几篇小文（注：参见拙稿《中国近代史研究需要理论的突破》，《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1期；《史料挖掘与理论创新》，《学术研究》1994年第4期；《毛泽东的革命史观与中国近代史研究》，《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3期；《毛泽东的近代史论刍议》，《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4期；《史学的规范及其变革》，《光明日报》1998年10月16日；《二十世纪中国史学遐思》，《学术研究》2000年第2期。）。我曾冒昧提出：中国近代史研究需要理论的突破。所谓理论的突破，意即对某些未经确证却已先入为主而且还像万有引力定律那样常被演绎之定论的突破，连同支撑有关定论的思维定势与方法。如今看来，此念似乎还没有完全放弃或修改的必要。 对于攻读历史学专业的本科生与研究生来说，近代史学科乃至整个历史学能给他们提供什么样的历史观念与思维方法，远比关于历史知识的积累重要得多。笔者守候教坛凡18秋，为时无疑不长，也不算太短，时常习惯于站在受课者的立场，设身处地来看待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诸多进步与不足，并与他们一同推敲有关似是而非的定论。最近，一位中国古代史硕士生的一席话使我感慨万千。他说：当自幼所接受而且至今还在充当社会主流意识的某些思维定势与定论面临解构甚至否定时，他的内心世界是极其痛苦的。如今他虽已从痛苦中熬过来，但每当追思这段经历，他仍觉得特别难受，他真不希望自己的学友都一定要经过这种难受的过程。他还告诉我：自己平时的思想其实与守旧无涉。个中消息，耐人寻味。我一时还难以回答：作为历史教育工作者，我们对学生的这种痛苦究竟应负什么责任？在斯多纳的学生群体中，除了“痛苦的哲学家”与“快乐的猪”之外，是否还有第三种选择，譬如“快乐的哲学家”之类？ 一般说来，研究者与历史之间的时空距离越近，“还原”与感受历史场景的能力就越大，而抛弃主观情感解释历史的可能性与可供选择的参照系数也就越少，这本身就存在矛盾。大概因为近百年的历史风云还若隐若现于我们今天的生活空间，我们还不曾适当走出或远离于近人的身影，历史与现实之间的界标还很难泾渭分明，死人拖住活人的现象也就在所难免。我们只能带着“身在此山中”的局限来解读与认识那段苦乐相间的国史进程，如何把学术研究与政治宣传适当区分开来，往往就成为问题的关键。无论是20年前李时岳等率先重开“洋务运动”的定性分析与价值评判，还是20年后胡绳提出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的课题，可知社会现实的发展要求是如何驱动着研究者，社会现实中的既成观念与功利因素又是如何缠绕研究者。 “实事求是”既属于史学工作者的职业理念与广告语言，也是一句古已有之的成语，并非出自现代人之发明。至少《汉书·河间王传》中即已载明，连误国多多的晚清慈禧太后也偶尔把它挂在嘴边。“求是”与“求真”、“求实”，可谓同义，先儒颜师古补注《汉书》时即称：“务得实事，每求真也。”古往今来，叙说与倡导此义者固然不乏其人，而纵观大千世界，被说得最多的，未必就是被做得最好的。平心而论，求是求真，贵在当真。欲期当真，有时还需要童稚似的天真，否则，要么功败垂成，要么像如今电视屏幕中的“做秀”，或者干脆走过场。 也许有人会说，有些道理其实都懂，只是用不着那么认真，以免自寻烦恼。我看未必。倘若抛离冷峻与独立的思考，一切都是枉然的。且不说如今可望化入共识乃至常识的20年前那场关于“洋务运动”的历史评判之争是如何掺杂误解、警觉或意气的，至少关于近代“资本主义”的话题，就已使人颇费心思。研究“资本主义”有年的法国年鉴派史家布罗代尔曾给我们提供过一个爆炸性的学术信息：马克思在有生之年从未使用过“资本主义”一词，“资本主义”一词作为“社会主义”的反面，迟至20世纪初才在政治论坛的激烈论争中频繁出现（注：[法]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2卷，转引自[美]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页。）。如果布氏所言乃真，那就需要我们忙里偷闲扪心自问：作为言必称马克思主义的我们，对马克思学说的了解与掌握为何出现如此巨大的反差？我们曾经借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去指责和贬低我国近代的“资本主义”，说它“行不通”，意即指责它搞错了或不该搞，其概念阐释、理论依据、史事支撑与逻辑思路是否应予重新推敲或抓紧完善？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开宗明义地视落后国家与民族“变成资产者”为避免自身灭亡的必由之路（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5页。），一部中国近代史应当可以印证此论之高明，而不是相反。至于我们常借历史的名义说话，说百年历史进程足以证明资本主义道路行不通，却需要更多的理论依据与史事支撑，增加更多的说服力。这是因为，如果以迄至1949年我国近代资本主义在全国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还不足10%为依据而立论，则除了考察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缺陷外，还应对实施这种制度的相关条件予以适当的说明，然后区分其轻重主次，否则，就容易陷入“以成败论英雄”的功利主义或以历史的结局简单推导历史过程的方法论误区；如果以1949年以后实施社会主义制度的情况与此前实施资本主义制度的情况相比较，则应当注意，由于1949年前后的国际环境与国内条件已经明显不同，如何充分论证此类比较的可比性及其相关说服力，还需要多动脑筋。一般说来，只有在大致相近的时空条件下，比较研究的结论才容易获得读者的认同，如果动辄借用历史的名义来说话，历史就容易变成“胜利者的宣传”。其实，任何一种论点都不难找到一些相反的论据来质疑，非经切实论证不可，尤其在制度史的优劣区分与价值评判问题上更是如此。在我国史学界，并非每一个学者都看重逻辑的力量以及史料选择与逻辑的综合，这是值得忧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