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G21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182(2000)05－0044－06 一、毁誉参半的评价源于他的“善变” 对于梁启超这样一位历史人物，评价他应该不难，但由于评价者的立足点不同，以及距离远近及感情厚薄等等原因，对同一人物有时会产生截然相反的评价。梁启超常被人指责为“阴谋家”，或以为是“反复无常”的小人。而随侍身边的弟子对梁的体会则是“坦率天真，纯粹一学者，交际非其所长，尤不知人，为生平最短”（注：超观：《记梁任公先生轶事》，夏晓红：《追忆梁启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54页；）晚年与梁过从甚密的胡适也认为：“任公为人最和蔼可爱，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人家说他是阴谋家，真是恰得其反。”（注：胡适：《胡适的日记》第八册，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12月版。）“阴谋家”的印象多半来自其“反复无常”。可见，人们对梁启超毁誉参半主要是因为他的“善变”、“屡变”。怒之者谓其“卖朋友，事仇雠，叛师长，种种营私罔利行为，人格天良两均丧尽”（谭人凤《石叟牌词》）；而为之辩解者也不乏其人，弟子辈的说法是，“大事不糊涂，置恩怨于度外，则鲜有人及之者”（注：超观：《记梁任公先生轶事》，夏晓红：《追忆梁启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54页；）），直认梁启超以公义的能变为其最高美德。那么，引起极大争议的梁启超的“善变”、“屡变”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政治上，梁启超始从主张维新变法，变为主张民主革命；又从主张民主革命，再变为主张开明专制和君主立宪，后又变为主张推翻清朝。民国建立后，他由倒袁变为拥袁，又由拥袁再变为反袁。思想上，早年梁启超尊孔，东渡日本后他变为反对保教，再变为保教，回国后更是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十月革命后，他曾对社会主义思潮颇为关心，对俄国的十月革命也给予了肯定的评价；然而，当社会主义思潮真正在中国传播时，他站到了这场运动的对立面，大力倡导尊孔读经。学术上，他在学海堂求学时专攻古文经学；后于万木草堂拜康有为为师时，转攻今文经学；30岁以后，持进化论的观点研究学术，与康有为分道扬镳；晚年， 他又对进化论和因果律有所怀疑，相信“心力”、“天命”的支配力量。这就是引起极大争议的梁启超的“善变”。 梁启超的“善变”与其广泛的兴趣不无关系。他在《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中说：“假如有人问我，你信仰的是什么主义？我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底？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底。我生平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做得津津有味，而且兴奋淋漓，……我不但在成功里头感觉趣味，就在失败里头也感觉趣味。我每天除了睡觉外，没有一分钟一秒钟不是积极的活动，然而我绝不觉得疲倦，而且很少生病。因为我每天的活动有趣得很，精神上的快乐，补得过物质上消耗而有余。”梁启超在政治上虽然屡退屡进，但愈败愈勇，从没有放弃过政治方面的斗争。学术上，从早年的政治学、经济学、新闻学、法律学、教育学研究到晚年的学术史、文化史、文学史、佛学史研究，梁启超涉猎面广，跳跃性大。而这都是以趣味做根底。一个人如果在政治上、学术上能感觉到趣味，那么他就会像着了魔似的，废寝忘食，锲而不舍，不知老之将至矣。但是，兴趣越广泛移情的可能性就越大。于是，他会一任兴之所至，乘兴而来，兴尽即迁，不计较政治之荣辱，也不问学术之成败。这也是造成梁启超政治上毁誉参半，学术上精芜并存的内在性格原因。 从客观环境上来说，梁启超处在激烈动荡的年代，不变是奇怪的。每一个处在激烈动荡年代的人都会有多次变化，何况是心忧国家、民族的有志之士，与梁启超同时代的孙中山、杨度、章太炎等都有过两次以上的变化。梁启超所处的年代，中国的内忧外患极端严重，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国家的危亡，时代的苦难，不断驱使人们寻求思想上的新武器和新方向。处在急遽变革中的现实，自然也给梁启超思想上很多刺激，使他经常处于矛盾、动摇之中。他的这种精神状态，一直在他的生活中占主导地位。另外，他既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为了实现理想，有时他也不惜屈从于现实，一方面他参政欲极高，一方面他又重感情、爱幻想，于是才会在政坛上屡进屡退。所以梁启超政治上的变动常常掺杂着投机成分。正因为如此，他的善变就不是空穴来风了。 二、善变在报刊活动中的表现 而梁启超的自相矛盾的政治、思想、学术观点，又自然而然体现在他主编的报刊上，渗透到其言论中。梁启超的“善变”是同报刊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梁启超1895年开始办报，1922年停止办报。他亲手创办和积极支持的报刊有十七种，撰述的文字有一千四百万字，他的办报活动不但对清末民初的政治风云起着巨大的作用，而且对我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教训，他的新闻思想对当时报界产生了巨大影响。（注：《新闻界人物（六）》，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85页。）梁启超57年的生命中就有一半时间是在办报纸，而且在1922年停止办报到1929年他去世这七年中，梁启超也从未停止过给报刊撰稿。可以说，梁启超作为清末民初著名的政治家和杰出的学者，他一生的政治活动和学术活动，是同报刊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引起极大争议的梁启超的“善变”、“屡变”亦不例外，也是同报刊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一）《清议报》时期 戊戌政变失败后，梁启超逃到日本不到三个月，就在旅日侨商的资助下创办了《清议报》，该报的政治主张是“拥帝反后”，鼓吹改良（注：吴廷俊：《中国新闻业历史纲要》，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05页。）。《清议报》言论思想内容中的进步与落后（有时甚至是反动）交织、积极与消极并存的状况，伴随着该报始终。它反映出流亡海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此时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尤其反映了该报主编梁启超“流质易变”（康有为评语），“见理不定”（梁启超自白），善于接受新思想，又极易动摇的善变特点。（注：曾建雄：《中国新闻评论发展史（近代部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7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