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三年（1864年）七月，湘军主力一举攻克了天京，镇压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就在湘军为清王朝剪除内患的盖世大功告成之际，湘军首领曾国藩却出人意料之外地奏请裁撤湘军，在以后一年多的时间里，除湘军水师被改编为国家经制兵长江水师，鲍超、刘松山等陆营军万余人留存处，其他直辖军和所属湘军都相继被裁汰。由此，我们不禁会产生疑问：曾国藩为何要在功成名就的时候，选择裁军之路呢？以往的学者在分析湘军裁撤的原因时，主要是从政治、军事的角度去考虑：诸如湘军首领曾国藩此时已权高位重，为避权势，谙知封建理义之学的他不得不忍隐而退；湘军自身的老化，“行营既久，暮气已深，行军打仗已成为强弩之未”，到后期又多与会匪联系密切，曾国藩“恐酿祸端”，不得不即行裁撤；战争后期湘军内部领导集团的矛盾重重，随着战争接近尾声，互相之间苦心维系多年的精诚团结此时也濒于瓦解等等。笔者认为：若能从经济与军事关系的角度来剖析湘军裁撤的原因，也就是分析湘军裁撤的经济背景将会完善对湘军裁撤问题的研究。 湘军成立伊始，就一直存在着最紧迫、最严重，也最令曾国藩等湘军首领们苦心焦虑，寝食难安的缺饷问题。湘军虽是奉旨组建，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只是被视为辅助的军事力量而已，并未给予应有的重视和支持，更不用说军需后勤的供应了。因此，湘军最初出省作战，必须自谋筹饷。为了能够最大限度地筹到所需军饷，湘军将帅动用了全部的关系网，穷尽了所有的可行之法，譬如开设厘金，倡行捐输，收盐茶税，拔丁漕银，请求协济，提取关税等等，但终究在饷源筹措和增辟上如履薄冰，杯水车薪，其中的经济困境难以摆脱。尤其是到了战争后期，湘军的后勤供应已经到了饷项奇绌，举步维艰的境地。曾国藩之所以急于裁汰湘军，笔者认为其经济原因主要出自以下几方面的考虑： 其一：湘军赖以生存的后方基地湖南此时已经财力匮竭，无法源源供给湘军饷费 众所周知，湖南是湘军的故乡和发源地，在湘军南征北战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十余年时间里，该省义不容辞地倾其所能投入了大量的物力和财力。“军兴以来，所有本省地丁漕折银两历经前抚臣尽数截留籍供军需之用”（注：毛承霖编《毛尚书（鸿宾）奏稿》第9卷《湖南奉拨京饷筹划情形折》文海影印版，第862页。）。湖南“支持东南大局，筹兵筹饷历久不懈，各军支用饷糈皆取之湖南。”（注：刘琨：《刘中丞（韫斋）奏稿》第7卷《湖南饷源匮竭赐协拔折》文海影印版，第982页。）但是，湖南毕竟属于地瘠民贫之区，赋税俭薄，财力不丰，供给有限。虽然战时推行了一系列开源节流的政策，挖掘出了大量潜在的物力财力资源，依靠捐输、厘金、盐茶税、漕赋等项接济湘军，但这些仍然是“不敷甚巨”。省藩司“不得不在司库征收地丁、驿站等款银内暂时通融挪动，分别散给以济急需而顾大局。”（注：《毛尚书（鸿宾）奏稿》第5卷《动支地丁接济防剿经费折》第576页。）曾国藩甚至不得不在湖南又设东征局，较他省加抽半厘于湖南以供湘军，结果还是解决不了湘军的饷缺危机，每月约有二十万两饷银无可指望（注：曾国荃：《曾忠襄公书扎》第3卷，光绪二十九年文海影印本，第8页。）。湖南通省长达十四年的筹防筹剿，府库早已被折腾得倾荡无遗，“湘省司库正杂各项，早已挪掘一空，捐输、捐盐等款，杯水车薪，入不敷出，各属应征钱粮，或因兵燹之后，疮痍末复；或因道路梗塞，完解不前。”臣察湖南军饷拮紧，现实无饷可筹。”（注：《曾国藩全集奏稿》（一）《拔借道库漕折银两以济军需折》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196页。）早在1857年，湖南巡抚路秉章就奏称：“军兴以来，湖南前解军需首办防堵迄今七年，财力久弹，官民交困，而用兵之多，军需之繁，日增一日，用兵为时既久，悉索已空，现在积欠各营及援师口粮……已逾四十万两，军士枕戈待哺，众口嗷嗷，库款荡然无从维掘，此湖南饷需匮竭势难再支之实在情形也。”（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1995年版，第19册，第16页。） 同时湖南在此期间还多次饱受战火的洗礼，经济遭到重创。早在1852年4月，太平军与清军交战于道州、永州，此后战争蔓延全省各地，直至1855年11月战场才转移到江西境内。随着湘军日渐成为清廷镇压太平军的主力，大量的湘籍精壮劳动力卷入湘军队伍，使得全省从事农业、手工业生产的劳动力锐减，从而削弱了湘省的商品经济势力。到咸丰九年，湖南全省再度燃起战火，为抗击入境的石达开军，省库的军需开支猛增，战争使得正常的经济活动遭到严重破坏，造成地方糜烂，民力益形拮据。各地捐输未能如前踊跃，加之江路梗塞，湘省盐茶贸易受阻，厘税大不如前。同治初年时任湖南巡抚的毛鸿宾对此深有感慨：“自九年石逆窜楚，元气因之大伤，十年以至元年，迭被水灾，民间渐形空乏，货物不通，捐输厘金两大宗较往时已减一二倍。”（注：《毛尚书（鸿宾）奏稿）》第9卷《请饬户部仍免提还协饷片》第951页。）此时依靠本省之财支付本省之用已觉得芨芨莫支，更莫说又需筹措东征饷需及援黔、援桂之协饷了。沉重的军饷摊派负担压在湘省百姓身上，“十载于滋，无岁不捐，无户不捐，在有司虽不敢籍势抑勒，在捐生已殊非心所乐从，且当被寇之余，屡捐之后，民力实有所未逮。”（注：《毛尚书（鸿宾）奏稿》第5卷《分别酌减捐输章程折》第566页。）可见尽管湖南各级官绅为湘军筹兵筹饷孜孜劝谕、劳怨兼任，但是，限于财力困乏，最终也只能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其二，湘军人数急剧猛增，所需饷费与日俱多，虽经曾国藩纵横捭阖，终亦难维系巨额的军费开销 湘军建立之初，水陆两军人数约一万七千人，月需饷费约八万两（注：《曾国藩全集奏稿》（一）《请派大员办捐济饷折》，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103页。） 。随着湘军出省作战，日渐成为清王朝镇压太平军的主要军事力量，人数急剧扩充。到同治三年，各路湘军由于“只见增勇，不见裁撤”，陆续扩充至二十余万人（注：关于湘军人数，史家各有争议，林增平主编的《湖南近现代史》中称：天京攻陷后，曾国藩所统湘军大约十二万人；严中平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上册所言湘军人数是二十万，而龙盛运的《湘军史稿》中认为在1860—1864年间湘军陆续扩充至五十余万人，我们根据曾国藩奏议中的月需饷费数约为二百万，又比照湘军初期人数所需军饷实数推算，湘军此时人数约二十余万人，其中包括曾国藩的直辖部队十二万、李鸿章的湘淮军七万，左宗棠军四万，沈荷桢的一万人等。），仅曾国藩的直辖湘军就已多达十二万人。如果以先前一万余人的月需饷银来计算的话，那么此时各路湘军的月需饷费已近高达二百万两，而曾国藩的湘军直辖部队月需饷银近六十万两。如此宠大的军费开支，单靠一省维系完全是不可能的。为了获取足额饷费，曾国藩等湘军帅多次上奏朝廷，请求给予湘军军费支助和他省协拔，截留解京漕折银，以竟其镇压太平军的功业。清政府鉴于绿营兵的不堪一击和全面溃败，为了保住江山，稳固皇位，也不得不在筹饷方面为曾国藩的湘军大开方便之门。一方面在1860年8月，实授其为两江总督、钦差大臣，让他督办江南军务，所有大江南北水陆各军皆归节制；另一方面尽可能调拔军需款目，支援湘军。同治元年五月，曾国藩提出越省奏办广东厘金接济江、浙二省湘军粮饷，受到两广总督劳崇光的坚决反对，清廷支持曾国藩，不仅立刻罢免了劳崇光，而且还要派曾国藩的同年及好友晏端书、黄赞汤接任粤省督抚，帮助曾国藩征管粤厘。从同治元年八月到三年八月底止，湘军共收解到广东厘金达120万两之多（注：《曾文正公全集·书札》文海影印本，第19卷，第10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