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60年代，中日两国几乎同时开始了创建新式海军的历程，在此期间，两国先后创办了一批海军学校，发展近代海军教育。但是，在甲午战争中，两国海军的命运却出现了截然相反的结局。本文试图从海军教育的角度，对产生这种结局的原因进行一些探讨，以求教正。 一 19世纪60年代，中国开始了洋务运动，日本则开始了明治维新。洋务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创办新式海军，以加强海防，抵御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海上入侵；明治维新一开始，亦以发展海军为一项重要国策，但其发展海军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积极向海外扩张，发展资本主义，与中国发展海军的目的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中日两国在发展海军的过程中，在海军教育问题上，却有一些共同之处。 第一，都将创建新式海军学堂作为培养造就海军人才的根本。 中国近代新式海军的创建者主要是洋务派。洋务派办海军的一个特点，就是将海军人才的培养教育置于重要的地位优先考虑。认为，“海防无他，得人而已”（注：《清末海军史料》第57页）“人才为水师根本”（注：《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52卷，第8页。），“欲整顿海防，舍变法与用人，别无下手之方”（注：《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24卷，第12页。）。而造就海军人才的基本途径是办海军学堂。强调：“船政根本在学堂”（注：《沈文肃公全书》第4卷，第3页。），欲求堪任将领之才，“尤必以学堂为根本，乃可逐渐造就，取资不穷”（《清末海军史料》第389页、）。基于这样的认识，洋务派创办海军伊始，即于1866年设立了福建船政学堂。随后在甲午战争前，又先后设立了天津水师学堂，威海水师学堂，旅顺口鱼雷学堂、海军枪炮学堂、天津海军西医学堂等培养海军各类人才的学堂，作为发展海军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日本为奠定海军发展基础，也把重点放在人才尤其是军官的培养上，其主要措施便是开办海军学校。1868年7月14日，日军务官在给天皇的奏折中提出，大兴海军乃当务之急，而创办海军学校是兴建海军的第一位要事，“首先应网罗精通技艺之士，以从事海军训练、编制和造船冶炼等方面的工作。有鉴于皇国精通上述技艺之士甚少，故兴办学校为建设海军之根本”，应迅速“创办学校，以建立海军之基础”（注：（日）外山三郎：《日本海军史》第13页。）。1870年日兵部省在其“大办海军”的建议中，更强调“军舰的灵魂是军官”，为此“尽快创办学校，广选良师，教育海军军官是建设海军的头等大事”（注：（日）外山三郎：《日本海军史》第13页。）。这样，日本海军在1869年9月恢复了幕府海军操练所，1870年将其改名为海军兵学寮，并制定了海军兵学寮规章制度，使海军教育走上了轨道。1876年海军兵学寮改名为海军兵学校。在此前后，日本海军还建立了培养各类海军人才的海军轮机学校，财会学校、军医学校、炮兵学校、水雷学校、通信学校、航海学校和工程学校。 第二，海军教育的内容和方式均有较强的开放性。 清末中国海军学堂办学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是师夷长技，注重向国外学习，实行开放。这种开放首先表现在，引进了西方先进海军国家的课程体系，学校教学主要内容是外语和全新的自然科学和军事技术；开放性还表现在，清末几乎所有的海军学堂在创办初期都聘请了外国教习担任学校的主要课程教学，海军练船也聘用了外国教习。从海军学堂选拔优秀的毕业生出国留学，是清末海军教育开放的又一个重要表现。为了更快更深地掌握西方国家先进的科学知识和海军军事技术，清朝当局从福建船政学堂选拔一批优秀毕业生分三批分别于1877年、1882年、1886年前往英国、法国留学，继续深造，开创了一代新风，走出了中国军事教育面向世界的第一步，在中国教育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日本海军教育同样注重对西方先进技术和军事技术的学习，并聘请外国教官。早在1862年，日本就首次向荷兰派出了15名海军留学生。1873年，应日本邀请，英国海军军官道格拉斯率领1个由34人组成的教官团到达日本，帮助日本重新制定了海军兵学寮的规章制度，进行施教，使日本海军教育走上了轨道。日本其它海军学校乃至海军各部门也聘请了一批外国教官和专家，总数为100名左右。其中大部分为英国人，还有少数法国、德国和美国人。为了尽快掌握先进海军军事技术，1870年日本同英国签定了为期3年的合同，派遣了两名海军军官到英舰实习。这是明治维新后日本向外派遣的第一批海军留学生。同年12月，日本制定了海军留学生规划，之后，外派海军学生出国留学日渐增多。截至1887年，派往英国25名，法国6名，德国1名，英舰5名，美舰3名，德舰8名。 第三，中日海军教育都培养造就了一批新型海军军官，为各自海军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 1875年第一次海防筹议决定创办南北洋海军前，福建海军是当时中国唯一一支初具规模的近代新式海军，实际承担了中国沿海的防务。这支海军的主要管驾人员大多出自福建船政学堂驾驶专业第一届毕业生。如张成先后任“海东云”、“靖远”管驾，后又统带福建水师，吕瀚任“长胜”、“振威”管驾，叶富任“海东云”管驾，林国祥任“琛航”管驾，邓世昌为“琛航”大副、“海东云”管驾，林泰曾任“建威”大副，黄建勋任“扬武”正教习，方伯谦任“伏波”正教习、“扬武”管驾。福建船政学堂管轮专业学生对海军造船事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凡新造之轮船机器皆所经手合拢，分配多船管车者已十四名”（注：《洋务运动》丛刊，第5册，第28页。）。其中，魏瀚、陈兆翱、郑清濂对海军造船事业所作的贡献更为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