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2826(2000)10-0039-07 与民主、平等、自由等一些有着同样特征的词汇一样，科学也是西方的产物，略有不同的是，科学因其显而易见的功用以及与政治相对距离较大等特点，有幸成为流传最早、且所受阻力最小的一种。这种状况决定了科学在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发挥积极促进作用的同时，也一步步地发生异化，即由用于开发人类心智的工具演化为禁锢人们思想的桎梏。剖析西方科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及其角色演变，既有助于理解和把握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也能对人类处在科学的影响无所不在的今天，如何面对科学的局限，提供某种有益的启示。 一 在古代西方，科学与宗教是混为一体的。到18世纪，科学与宗教之间的界限逐步厘清，即科学专以事实为对象，宗教则以信仰为对象，近代科学由此宣告诞生。中国人最早接触西方科学是在17世纪，由于这时的科学还没有从宗教中分离出来，加上传输科学的中介大都是信奉上帝的传教士，因此，传入中国的科学在事实之外也带有某种信仰的成分。本来，西方人的信仰与中国以儒教为核心的信仰是有根本差异的，但由于西方的一些科学知识，如天文知识、历法知识等，非但没有构成对中国统治秩序的威胁，反而为这种统治的合法性、永恒性提供了某种依据，所以，与科学混杂一起的信仰问题，没有凸显为主导西学在中国传播的主要因素。换言之，吸引中国人的不是上帝或基督教教义，而是以事实为对象的科学或世俗知识。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在西方科学大规模发展的历史关头，中国却闭关自守起来，中西接触一下子中断了上百年。当19世纪40年代中国再度面对西方时，情形有了很大改变。“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2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西方社会突飞猛进的发展，为科学赢得了无与伦比的强势地位。当科学假坚船利炮之威猛然出现在中国人面前时，人们一时难以把它与17世纪那张和颜悦色的面孔联系起来，冷漠、敌视是当时人的下意识反应。但是，当手持大刀长矛的中国人再也无法闭上坚船利炮撞开的国门时，便不得不转换思路，应对变局。“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一古已有之的招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被派上用场，这就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制造新式船炮，抵御西方势力的入侵。 以坚船利炮为表征的西方科学，虽然在中国的传播中也遇到过一些阻力，比如，有人以“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为借口，否认学习西方技艺的必要；有人则担心这个陌生的家伙会搅乱社会，腐蚀人心，败坏风气，因此将其斥为“奇技淫巧”而坚决抵拒。但就总体来看，它在中国的传播所遇到的阻力是微乎其微的，究其原因，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首先，科学在西方已经从宗教中分离出来一个多世纪，传入中国的科学没有混杂明显的信仰成分，这样，它在传播中就不大可能遇到深层次的阻力。其次，17世纪西学东渐所养成的讲求科学之风，在江、浙、皖一带的知识分子中仍有一定的影响。这种风气为新的历史条件下科学的再度传播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条件和学术环境。再次，外国军队“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的种种事实，不啻在为科学的传播鸣锣开道。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何人、持何种理由、抱多大决心，都无法挡住科学传播的脚步。 到70年代，一场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思想的洋务新政，合乎逻辑地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不少地方办起了“船政局”、“制造局”。这些局不仅造船造炮，还翻译出版以西方科学技术为主的书籍，同时也组织派遣一些青年学子到国外学习造船造炮等先进技术。这个时期的所谓科学，一般用“格致”称谓，如格致书院，格致学成为当时的显学。 洋务新政前后进行了30年，但从西方学来的那点“长技”却没能完成“制夷”的目的，这种结果免不了引来人们的种种议论和批评。有趣的是，构成批评这场运动主体的并不是当初拒绝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所谓顽固派，而是这场运动的一批受惠者和参与者；批评的矛头也不是针对它的初衷，而是由它的结果追究其过程，责其学习西方不得要领，所谓仅袭皮毛而不谙精髓。思想界的这种状态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西方科学是不是奇技淫巧、该不该在中国流传，已经成为一个有了公认答案、无需继续争论的问题。科学技术被宣布为西学的皮毛，表明人们关注的焦点已经从要不要向西方学习，转到了如何把这种学习进一步引向深入，即由技术层面推向社会政治层面。 在推进这种变革的过程中，科学既被确立为追求的目标，也被用来论证这种变革的合理性。早在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系统传入中国之前，兴趣广泛的康有为就从各种渠道获得了诸如“人自猿猴变出”、“海之所生，蚧为最先”等知识，他把这些知识援引到对人类社会的解释上：“盖自据乱进为升平，升平进为太平，进化有渐，因革有由，验之万国，莫不同风”。（康有为：《论语注》，2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进化论知识对于坚定他对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不断进化的信念发挥了积极作用。严复翻译出版《天演论》，使进化论系统地传入中国后，成为时人解释一切社会问题的依据。处于亡国灭种危急关头的中国，惟有通过变法维新，才有望摆脱被淘汰的厄运。这里，进化是一代人追求的目标，进化论则是这种追求的合理性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