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艺术建设和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艺术有何关系”笔谈讨论

作 者:

作者简介:
河清 浙江大学艺术史教授 博士 彭公亮 湖北教育学院副教授

原文出处:
《美术》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J7
分类名称:造型艺术
复印期号:2001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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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现代艺术并不具有普世性

      是否全世界全人类都要经历西方现代艺术那样的“阶段”?是否全世界都要走到西方现代文化?即,本文现代文化是否具有普世性?我的回答是否定的。西方文化并不放之四海皆可行,西方现代艺术亦然。假如全世界都搞同样的“现代”艺术,那将是一种多么荒诞而悲哀的景象!因此,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用中国自己的文化艺术标准去评价世界各地的艺术,不必以人家之是非为是非,而可以自信地说,此谓美善,彼谓丑恶。违背自己的文化精神,硬着头皮去艺术“现代化”,与西方“接轨”同化,不仅毫无意义,而且愚不可及。

      近期,我看到了《美术》杂志关于食人自残等行为艺术的讨论,也读到了北京大学教授朱青生先生《这就是现代艺术》的文章。一边是朱先生的自负,称杂志(抑或指国内艺术界?)“目前还不具备基础背景知识”来讨论,另一边是国内其他学者理论家的批驳。姑不论有的驳斥失之过火,我还是肯定批驳者们在理,因为他们没有丧失中国文化的一个根本精神——“良知”。这个良知,不仅仅指阳明先生所倡扬的那个文化概念,更是内化在我们生活的日常判断当中。

      可惜,不少国人丧失了使用自己良知的能力。在那些插着“现代”“国际”“世界主流”等煌煌标签的文化艺术现象面前,他们就像那位来到邯郸的寿陵小子,变得没有脑子,“忘”了使用中国自己的文化价值标准,“忘”了可以凭日常最起码的良知,去评判善恶美丑。

      “人食人”(camibalism)现象,除了某些部落习俗,只听说在一些极度饥饿的情况下才有发生。热里柯的《梅杜萨之筏》和罗丹的《乌果林》等作品的背景,都是这种情形。但一个并不是因为饥饿、营养状况极其良好(照片显示)的人,在大咬大嚼自己的同类,无论以任何名义,都应受到谴责。中华古国对一个人最严厉的斥骂,莫过于“你不是人”“你禽兽不如”。这位“食人”艺术家,正不齿为人。

      我日益相信,艺术是有文化属性的。就是说,不同的文化,各有不同的艺术精神。古埃及艺术追求永恒,古亚述艺术表现尚武,古希腊艺术崇尚美和秩序,印度艺术浸染着宗教,中国艺术神往和静淡远的境界(以山水画为最高表现),西方现代艺术奉行先锋(前卫)逻辑,背后是西方现代性文化的“进步论”和“新之崇拜”(注:参阅拙著《现代与后现代—西方艺术文化小史》,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西元1998年。)……人类社会不同的艺术现象,都折射了其背景的文化精神。

      时代固然是影响艺术的重要因素,但不像“进步论”所认定的是唯一决定性因素。我以为,影响艺术发生和演变的,至少包括丹纳说的“种族,环境,时代”三个因素,时代只是其中一个因素。我更同意法国艺评家克莱尔的说法,艺术是与“土地”有关。中国的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艺术何尝不是从一方土地上长出来的?

      文化间的互相影响和时代因素的确重要,但我以为,根本地,艺术乃与一个民族和一方土地上的文化相关(注:不可否认,在许多情况下,某一种文化的艺术可以被另外文化的人所理解,接受,欣赏。即,人类不同文化的艺术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共通性。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这种艺术的共通,由于人类文化间的深刻差异,是有限的。比如,中国山水画的那种境界,没有山水诗传统的西方人,是很难能够领略的。源于意大利的西方歌剧,不说普通中国人,就是搞专业的,又有多少人能像苏州人听苏州评弹那样真正听出门道,摇头晃脑?)。

      但在进步论的世界主义(其实是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伪世界主义)深重影响下,大量国人已习惯于独尊“时间”(时代)要素,无视“空间”上事实存在的人类文化间的深刻差异,忽略不见民族和地域,即文化的要素。他们只知将人类所有文化艺术现象纳入原始——传统——现代等三段式阶段进步模式之中,把西方现代文化艺术,当成“现代”这个时间阶段全人类都要同归的样板。

      就是说,他们认为全世界全人类的艺术,都要经历一条时间的进步直线,普遍必然地走向“现代”,即走向西方现代艺术。中国当今艺术如果不与西方现代艺术“接轨”,比方说,不搞行为艺术,就不“现代”。这种事情,人们只要还有一点良知,都可见其荒谬。

      西方现代艺术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艺术?我以为,它是一种贯穿于西方现代性文化精神的艺术。正是在“进步论”和“新之崇拜”这两个西方现代文化根本观念的导引下,西方现代艺术表现为先锋(前卫)们一路向前、不断破旧立新的历程。从西元19世纪中到20世纪70年代,西方现代艺术一步一步,历经绘画——实物——行为——概念,最后走到其逻辑的终点。

      具体一点说,西方现代艺术首先在绘画领域进行了一次革命:从主题形象非客观化(主观的形式和色彩,如后印象派,立体派,野兽派等),经抽象绘画(蒙德里安,康定斯基等),直到“绘画的零度”(空白):马列维奇的《白底上的白方块》。马列维奇和杜尚,代表了西方现代艺术首次向绘画的极点和超越绘画走向实物的冲击。在二、三十年代的“回归秩序”和二战后的全面抽象之后,西方现代艺术终于完成绘画领域的革命,来到无绘无画的空白:克莱恩的单色蓝(“国际克莱恩蓝”),莱茵哈特的《黑色绘画》和《红色绘画》(黑底黑十字,红底红十字),劳申伯格的《白色绘画》,弗兰西斯的空白画布……

      走到这里,以求“新”为最高价值的西方现代艺术,只有超越绘画,才能山穷水尽之时又继续向前,柳暗花明。于是走向实物(波普,新现实主义)(注:有的美国艺评家把波普等六、七十年代的极端艺术现象,称为“后现代”,这不太确切。我以为,这些艺术仍然属于“现代”艺术,是极端期的现代艺术。英国艺评家詹克斯称其为“后期现代”(late-modernism),甚为确当。因为,判别一种艺术现象是否“现代”,要看它是否奉行“拜新”的先锋(前卫)逻辑。)行为艺术(happening),直到概念艺术。至此,把概念或语言文字都作为艺术,西方现代艺术便“进步”到了它的逻辑终点,正应了黑格尔的预言:艺术最终被哲学所取代而归于消亡。概念艺术祖师科苏斯所谓“哲学之后的艺术”其中的黑格尔主义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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