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87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731(2001)03-0047-04 彩绘陶是在烧成的陶器陶坯上先涂一层白垩或黄衣作底色，然后再在上面墨勾线条，填色涂绘而成。它一般制作精美，多为殉葬明器。 我国的彩绘陶始于春秋时期，战国以降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不仅产量大，形制多样，而且彩绘线条流畅，图案优美，色彩也较前代更为丰富。这一点我们可以从1993年河南洛阳西工区战国墓出土的多件彩绘陶器中窥见一斑（注：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市西工区东周墓》，《文物》1995年第8期。）。汉代彩绘陶器在继承战国传统的基础上达到了极盛，这和汉代“世以厚葬为德，薄终为鄙”（注：《后汉书·光武本纪》。）的厚葬之风是分不开的。文帝时，又规定殉葬之物“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注：《汉书·文帝本纪》。），由此极大地推动了彩绘陶器的发展。 洛阳素有“河山拱戴，形势甲于天下”（注：《读史方舆纪要》。）之美誉，“被昆仑之洪流，据伊洛之双川，挟成皋之严阻，扶二崤之崇山”（注：东汉·傅毅《洛都赋》。）。汉高祖刘邦慕其形势天成，以为“背河，向伊洛，其固亦足恃也”（注：《汉书·娄敬传》。）。西汉末，王莽篡权，称洛阳为“中市”。公元25年，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定都洛阳。洛阳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两汉的400多年里，洛阳一直是达官贵人和富商大贾的云集之地，也是他们的安身长眠之地。唐王建诗曰：“北邙山头少闲土，尽是洛阳人旧墓。”这也许就是洛阳出土众多彩绘陶器的历史缘由。 解放以来，考古工作者在洛阳烧沟、中州路、涧西等地发掘了2000余座汉墓，出土了众多的彩绘陶器，其中尤以彩绘陶壶最为精彩。彩绘陶壶是“汉墓盛装粮食等物品的一种随葬陶器”（注：苏健：《洛阳汉代彩画》，河南美术出版社，1986年。），它大致可分为粉绘、朱绘和彩绘三种。其造型敦厚、朴实，图案精美，色彩绚丽，表现题材也极为丰富、多样，向人们“展示了一个想象混沌而丰富，情感热烈而粗豪的浪漫世界”（注：李泽厚：《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1年。），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下面就从洛阳汉代彩绘陶壶的造型、图案和色彩三个方面来谈谈它的艺术特色。 一、彩绘陶壶的造型艺术 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艺术品都受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制约，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洛阳汉代彩绘陶壶在造型上抛弃了秦代造型艺术中拘谨呆板的风格，而将楚艺术中生动的一面与北方朴实气质相融合。它既饱满又宏厚，体现出汉代社会积极、乐观的精神风貌和审美风范。 我们知道，线条是任何器物造型的基本元素，即由线组成面，由面构成体，而各种线条（如直线、曲线、弧线、折线）和体面的组合与变化，空间的虚实与体量的大小又共同构成了器物的整体造型美。就洛阳汉代彩绘陶壶的器形演变来看，汉武帝时期的壶，形制多为盘口，壶颈近乎直筒，鼓盖大于口部，圆腹上下作两道凸弦纹，足作束腰覆盘状。昭帝以后壶的形制不尽相同，但外轮廓线多呈弧圆状，壶形似一个束腰葫芦，有一种充盈扩张之势。如1992年洛阳西工区邮电局372号汉墓出土的四神纹彩绘陶壶（注：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邮电局372号西汉墓》，《文物》1994年第7期。），通高46.5厘米，口径16.8厘米，腹径30.4厘米，底径17.6厘米。折沿，口外敞，筒形高颈，球形腹，折曲状假高圈足。该壶腹部庞大，接近圆球形，器身显得丰满硕壮。（图一）而构成该壶腹部两侧的曲线，则是采用了一条富有韵味的自由曲线，它贯穿整体，气势连贯，强调了壶形的整体感和优美感。同时，在造型结构上表现出的形体比例适宜，空间虚实对比和谐，整体体量对比匀称，使得整个器物形体之间充满了力度，隐含着一种扩张力和收缩力的平衡。
图一 四神纹彩绘陶壶 二、彩绘陶壶的图案艺术 1.纹样的分类与内容 洛阳汉代彩绘陶壶的纹样主要有几何纹、云气纹、鸟兽纹、狩猎纹、人物车马和神怪形象等。几何纹包括三角纹、S形纹、菱形纹、点纹、锯齿纹、波折纹，具有较强的形式感；云气纹有卷云纹、流云纹、锐角云纹、涡云纹和变形云气纹。鸟兽纹主要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纹。狩猎纹有猎牛、猎虎图。洛阳西汉墓（编号CIM35）出土的狩猎纹彩绘陶壶（注：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西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1期。），主体纹饰以朱、墨二色绘骑马戴冠武士二人，一人张弓搭箭，射一犎牛，一人举弩待发，瞄一猛虎，间有花鹿和大雁，形象生动，富有意境。（图二）图中人兽相戏的画面是艺术家“乘物以游心”的自由追求，也是艺术家把美置于人与动物、天地之间的真实写照。此壶是目前国内已发表资料中的唯一一件，足见其珍贵。人物车马出行虽然在汉代壁画中经常作为表现的内容题材，但出现在彩绘陶壶上还是首次发现（注：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金谷园小学IM1254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99年第9期。）。洛阳金谷园小学IM1254西汉墓出土的1件车马出行彩绘陶壶，通高49厘米，口径18.4厘米，腹径33.6厘米，底径19厘米。（图三）主体纹饰丰富，壶盖及壶身通体用红、黄、紫、绿、褐等色绘制成9组图案。其中，一局部为一红鞍绿马和一红鞍紫马，均四蹄腾空，飞奔向前，车上有一绿衣御手，面容漫漶不清。神怪形象主要有人首兽身、人首鸟身。如洛阳烧沟M126出土的人首兽身朱雀纹彩绘陶壶、洛阳市29工区M425出土的人首豹身青龙纹彩绘陶壶。（图四）此类形象可能就是《山海经·中山经》所说的伊洛一带的神怪，其似虎身且有翼的人首兽身形象与传说中的“马腹”、“化蛇”极为相似，有辟邪、守护之意（注：宫大中：《洛都美术史迹》，湖北美术出版社，1990年。），是汉代升仙思想的具体体现。又如1958年洛阳专区粮库21号汉墓出土的彩绘仙人戏龙虎陶壶；腹上主体纹饰为二仙人分别戏一龙一虎和人面兽、人面鸟各一，并间以流云纹，同样是汉代神仙思想的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