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中华世纪坛”（以下简称“世纪坛”）是以表现中华民族几千年悠久历史文化和光辉未来为主题的。在北京，“千年创意”最早于1994年公诸于世。当时设想建立“中华世纪墙”来作为千年之交的纪念性建筑。然而“墙”本是一种阻断性建筑，人们到此须停步“回首”。形式本身缺乏纵深感和空间开放感，事实上古今世界一些著名的纪念墙虽主题庄严，但沉重多于喜悦。而取“坛”立意，不仅获得了空间纵深，也创造了时间向度。北京作为历朝都城，筑坛祭祀日月天地、江山社稷，因而“坛”不仅具有表达国家意志的符号功能，而且具备表达民族悠久文化历史之传承的符号功能；而今日筑坛，显然已实际超越祭祀原义。从“世纪坛”主体建筑看，它不仅“祭祀”着已铸在青铜甬道上的五千年历史，凝聚着对未来的憧憬，而且还用新的建筑语汇和先进的科学技术演绎着对社会与自然、时空与环境的认识与理解。 1 这是一篇命题文章。确定了主题只是解决了“做什么”，而“怎么做”才是把建筑作为艺术真正见出风采的地方。经过邀标最终评选出的方案是由余立博士主持设计的。他要尝试在人们的生活方式、审美情趣有了很大改变的情况下，用现代人的心绪去演绎传统，抑或用古典的风格来展示现代（注：参见余立：“‘中华世纪坛’的建筑形象语言”，刊于《建筑学报》1999年第6期第16-19页。）。历经反复孕育的痛苦，感悟天坛的建筑语言强烈而神秘的民族气息，设计师深深执著于如何用现代建筑语汇去表达悠久民族文化历史的精髓（注：说到“执著”，雕塑家钱绍武曾向陷于深沉构思的余立讲述了四个寓言：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夸父追日、女娲补天。这四个在中国流传极广的寓言展现的是同一种民族精神：执著。）。作为建筑，“世纪坛”的设计必须要体现出对民族文化历史的承载。它本质上是对其精神内在气质的承载，而不是对个别外在的形式或零部件的表面铺陈。“世纪坛”的作者认为，中国传统建筑的形象特征不仅仅指那些具体的外露建筑构件（如屋顶、柱子、墙体等），还应包括构图原则、材料的使用规律、构件的连接方式等。这些才是中国传统建筑形象特征最本质的内容（注：参见余立：“创造建筑形象的制约因素”，刊于《建筑学报》1996年第9期第37-39页。）。关于传统形式的继承与发展一直是个争论不休因而还将一直争论下去的问题。传统形式的形成与传统的建造工艺及材料有直接的密切关系，外在形式就是本质内容的直接体现。这是实实在在的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因此它的形式是“真实”的，否则它的形式就是“虚假”的。虽然这在建筑学界早就有人点拨，但在城市建设的许多实践中却屡见败笔。“模仿秀”不仅上演于影视大众传媒，也被遗憾地凝固在城市大街两旁。一种风格样式或一个明星人物一旦被认可，就要不论洋古，群起效尤，拿来就是。喜爱模仿和不得不模仿交织在一起，反映了我们相当一部分国民的一种心态，它有着深厚的基础，尽管不全是消极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感到搬用外在的传统样式或构件有悖于现代技术应赋予建筑形象的时代感，那么就要冒一点风险才会不去搬用它。这就是“世纪坛”的作者今天做给我们的样子。 实际上，“世纪坛”设计的根基是传统的。“坛”这个名字本身就为寻找适宜的建筑语汇提供了明显的线索。天坛从寰丘、丹陛桥到祈年殿的构成形式被用作“世纪坛”的语言构架。三层基座，三级台阶，坐北朝南，中轴对称……当然，好似音乐的变奏，每个对应部分都根据需要被不同程度不同方式地予以变形，在变形中依然保持每个部分的地位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比如说，在东西仅宽90米、南北总长450米的狭长地带的条件限制下，依次通过圣火广场的下沉、青铜甬道的平直和主体建筑的高耸这种“凹、平、凸”的变化体现出中国建筑特有的韵律感（从主题创意上讲，表达的是沉思、追忆、升华的心理历程），令人联想起从天安门广场到景山或者南京中山陵的类似的匠意。人们从深层的建筑语言结构中可以体味到这座现代建筑与中国传统的渊源关系。 最能直接把“世纪坛”与中国文化传统联系在一起的就是“坛”的主体建筑造型。它启迪于庄重和谐的天坛寰丘。但是与原型不同的是，它是由静止的回廊和转动的坛面组成，而且坛体的上顶面有19.4度的倾斜，再加上27米长的钛合金指针斜向天空，更强化了平衡被颠覆的不稳定感。这种对传统的大胆变奏，说来也“传统”，缘于一次灵感。“坛”的作者希望它“动”起来。他并不是想颠覆“凝固的音乐”这一建筑定义，而是执著于对主题创意的“上下求索”以及对民族传统文化理念的感悟。朗朗乾坤，大至宇宙，小至原子，无不遵循着一个基本的物理运动形式：转动，而且最自然又最科学的运动就是圆周运动。在先秦老子的道家学说思想中，对于生命循环不息、永恒运动的特征用了“周行而不殆”的叙述来作为宇宙天地的法则，而且用“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精辟地表述出中国人对宇宙，对时空的独特认识。“中华世纪坛”以“一条主线，两大精神，三个和谐”为其创意宗旨（注：见《“中华世纪坛”创意》，朱相远撰稿，“中华世纪坛”组委会1998年编辑出版。）。其中这“两大精神”便是《易经》中所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人们用“乾”和“坤”来象征这两个精神传统。“世纪坛”主体建筑上部的47米直径的旋转体可以被看作是表达这类理念的建筑语汇之一。不可否认，“世纪坛”作者最初只是想寻找和创造新的建筑语汇来表现“动”与“静”的对立与转换以及这种语汇和建筑材料之间的逻辑关系；但是当这个3200吨重的坛体真的转动起来时，原来建筑学意义上的进步探索刹那间升华为对一种古老哲学宇宙观的现代诠释。最早给这一动一静的“新生儿”起名“乾”“坤”的不是设计者余立本人，而是它们的“教父”，最初的创意人朱相远先生。然而“世纪坛”设计人对传统与现代的感悟以及对建筑语汇和建筑形式的新追求，使得作品内涵的这一表达得以完美实现。“动”赋予了“世纪坛”以灵魂，恰如其份地展现了乾坤天地。正所谓：著得一字，境界全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