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 几年前就想过写摄影批评方面的文章，一次是在刘树勇的《权力摄影》发表以后，但看到摄影界似乎根本就没读懂他的文章，把一篇有趣的理论探讨引到了风马牛不相及的著作权保护方面（法律话语），遂大失所望。我虽未必赞同刘树勇的观点，但觉得他毕竟为沉闷的摄影界引进了一些新的话语。不过细想摄影界的反应，倒也并不奇怪，中国摄影界长期话语陈旧，当面对新的话语挑战时，“失语”也就在所难免了。另一次关于《自恋》的讨论，也曾引起过我的兴趣，但不久便也不了了之……这样一来，摄影界就只能固守自己那套陈旧的、甚至谬误的话语系统，并将其“中心化”，而把各种异己的思想“异端化”、“边缘化”，举个不恰当的比喻：就有如中世纪的宗教法庭。 我曾在《我看中国摄影批评》一文中说：“中国摄影批评与其他领域的理论批评相比，至少落后了十至十五年。”其实这还是种最保守的说法。20世纪末的理论批评已进入一个跨学科（有人称之为“后学科”、“反学科”）、跨学派的“文化研究”时代（有人称之为“后－后结构主义时代”）。中国的文化研究虽尚属初始阶段，但也已产生深远影响，如戴锦华等人在电影、电视等大众文化研究方面已成绩不菲。而中国摄影依旧“遗世而独立”，自说自话着似乎是一个世纪前的话语。这实在有点滑稽……谁也不愿这种现状长此以往，但要有所改变，就必须首先从理论的建设着手，将经过符号－结构－解构等一系列“语言学转向”之后（尤其是文化研究的“意识形态转向”之后）的新理论、新方法，引入中国摄影批评的具体“语境”；同时，在一种更为开放的语境中，将中国摄影作为文化研究中的一个课题来加以研究。所以我不揣冒昧，以一个摄影界“槛外人”的身份（其实，槛内／槛外的疆界已为文化研究的包容性所跨越，也决不会再有一个以“摄影”的名义圈起来的“土围子”，能金钟罩体水泼不进），将这几年来断断续续思索过的理论问题补缀起来，抛砖引玉，以俟万家。 一、中国的摄影批评话语丞待更新 看过一些有关摄影批评的讨论文章，便会发现，目前摄影界所言说的“批评”，还停留在那种传统的“评论”式批评的层面上，还是一种以好／坏为基本语义对立构成的话语系统，而并非现代意义的理论批评。虽然圈内人士普遍对摄影批评的现状深表不满，但他们对摄影批评的“批评”也仍使用着那套赞扬（好）／批评（坏）二元对立的陈旧话语。比如，有人认为：摄影批评的弊病就在于，“捧场说好话”的太多，“说坏话得罪人”的太少。那么我想问的是：难道多说些坏话，摄影批评就能搞好了吗？摄影界的这种话语方式，实际上还停留在80年代初文学界那场所谓“歌德”／“缺德”大讨论的思维模式上。这种过于简单化的二元对立还表现在许多所谓的“纪实摄影”中—不是拍“好人好事”，就是“批评曝光”，从而使摄影变得肤浅、功利，缺乏内涵。 这种好／坏评说式的“批评”，多为即兴的、随意的，主观印象式的，往往缺乏理论上的深度和学术上的严谨。比如，你认为某一文本（无论文字的还是影像的）为“好／坏”，这种表述除表明你的个人倾向、偏好和态度外，很难说明更多的东西。因为你没有指出“好／坏”标准的理论依据是什么，这一标准是否可靠，其作为一种被“历史化”了的产物，背后的深层关系为何，哪些“意识形态”被加以掩盖了？（比如，“荷赛”的“好”的标准就与国内影赛的大不相同，为什么？真如想象的那么简单吗？）另外，你是否真的读懂了这一文本（虽然一切阅读皆误读），你是深入到了文本的深层，还是仅被它的修辞表象所迷惑，糊里糊涂地充当了某种意识形态（主流话语意识形态？日常生活意识形态？）的“同谋”？等等……虽然此类评论式批评也有其存在的价值（如有大众文化市场的需求），但它并不是我所感兴趣的真正意义上的理论批评。它对于摄影虽然也有帮助，但却难以促成摄影话语－符号系统的更新。 批评，本身也是一种创作，它与传统意义上的“创作”，其实只是文本形式有所不同而已。批评不应附庸于“创作”而存在。在西方，有一种大批评观，干脆打破了传统上把创作、批评和理论相互剥离的学科划分。比如，哈罗德·布鲁姆（耶鲁四君子之一）就把弗洛依德视为是莎士比亚之后的一位强力诗人，因为他们的诗歌话语或理论话语都凸显了西方现代文明中创造性的崇高理念。二十世纪对于西方其实更多的倒是理论与批评的黄金时代。理论批评或曰学理化批评（我讨厌“学院派批评”这种叫法），其文本与创作文本之间，并非某种依附关系，而是一种具有“文本间性”的“对话”关系（当然这是一种极为复杂的多重“对话”）。比如，批评话语的多元化、深层化、复杂化，与文本话语（如影像文本则是光影语言）的多义化、深刻化、蕴藉化，就具有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促进了话语的“生成转换”。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中国摄影界的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批评话语的陈旧、匮乏（简单的好／坏二元对立），批评方法的粗浅、简单（开药方），与中国摄影的简单化、浅露化、直白化之间，也形成了某种“互动”，但那却是种恶性循环式的“互动”关系，这难道不是有目共睹的吗？ “语言学转向”对摄影批评的意义 我说中国摄影批评落后十至十五年，其实还是就国内而言。如果放在世界范围里，那就几乎要落后一个世纪了。（我说的“落后”并非是一种纯粹的线性时间上的，也就是说我并非要建构某种关于“现代性”的神话，并非在讲理论越新就一定越好。比如，堪称“现代”的本雅明的理论，如果仅从线性时间的先后看，甚至比苏联的日丹诺夫的那套陈词滥调还“老”。所以在考虑历时性的同时更要兼顾共时性，或许借用库恩的“范式”说会好一些。此外，也请不要滥用“后殖民理论”中的那套“时间的空间化”来有意误读我的话，因为中国的“语境”更为复杂。对西方理论的接受／排斥，更多与意识形态的封闭／开放、遮蔽／凸显有关，此不多论。）言归正传，本世纪初，西方学术界就已经开始了一次重要的对话。其理论基础来自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理论，普罗普的俄罗斯民间故事形态研究等。由此而形成的结构主义理论，到了20世纪中叶已如日中天。其中雅各布森的“诗学”、格雷玛斯的结构语义学、热奈特的叙事学和拉康的结构精神分析学，至今影响巨大。比如，在中国至今少为人知的拉康理论对电影、摄影等领域的研究就至关重要。拉康以结构主义方法改造了弗洛依德学说，给经典精神分析理论来了个“语言学转向”。他的“镜像理论”揭示出了“自我”形成中的想象性和虚构性，由此而引出的“第四种目光”——“不是一种看到的目光而是一种我在他者的立场上想象出来的目光”——更为今日的文化研究提供了诸多的理论灵感。简言之，“语言学转向”解决的一个最基本问题就是，文本不再被与现实等同起来。比如，一部现实主义小说，即便写得再真实，也只是一部小说，而不是现实。或曰“关于世界语言只不过是语言，而不等于世界。”（杰姆逊语）——这一点相当重要，中国学术界直到8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这一“转向”，而中国摄影界似乎至今还没有多少这方面的概念。不过这倒也不能多怪摄影界，无庸讳言，时至今日，就连学术界里那些有着批评家、学者、教授、博导之类桂冠的人，是否真的“转”了“向”，也还难说。——“语言学转向”对于摄影意味着，照片无论如何“逼真”地记录了现实，也不能因此便把它与现实等同起来。因为在照片与现实之间，还隔着一层并不透明的东西——符号（或曰语言，一种“光影语言”以及其“元语言”）。于是，语言－文本，自然而然地成了最为重要的研究对象。语言学－符号学（两者关系极为微妙，用罗兰·巴特的话说：“语言学只不过是构成关于符号这一普通科学的一部分。然而，在当今的社会生活中，能否在人类语言以外发现被广泛使用的符号体系呢，这很值得怀疑”）成为一时显学。“诗学”（文学理论）被当作语言层面上语义创造的学问，归入符号学门下。可以说，语言学－符号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已经成为“语言学转向”之后的，现代批评不可或缺的知识背景，即便是精神分析批评、社会学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女权主义批评甚或新马克思主义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20年代起源于欧洲的哲学流派，80年代从其中派生出新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重点为意识形态分析和社会批评，代表人物有阿尔杜塞、阿多诺——编者注），也无一例外。换言之，如果不具备这些知识背景，也就很难谈得到是真正意义上的批评了。”对语言进行阐释、分析的语言，也就是关于语言的语言，叫“元语言”。批评也需要关于批评的批评来使批评理论得以深化，这种关于批评的批评就是“元批评”。……随着女性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新马克思主义批评，尤其是文化研究的日益壮大，标志了“语言学转向”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转向——“文化转向”或曰“意识形态转向”。“文化转向”主要表现在，由过去对语言－符号的关注转向对文化（比如阶级、性别、种族以及“全球化”等诸多问题）的关注，研究范围也从以往经典文学文本的象牙塔里走出，把大众文化、边缘文化、亚文化也纷纷列入研究课题。摄影批评“文化研究”给摄影批评带来了什么？当理论批评进行了第二次“转向”之后，时间表也已指向了20世纪后期。也就是这个时候，中国学术界的部分精锐以一种时空转换般的“加速度”，走完了西方学界近一个世纪的批评之旅，开始与国际学界共同走向文化研究了。什么是文化研究呢？有人称文化研究为后－后结构主义，认为文化研究是目前国际学术界最有活力，最富于创造性的思潮之一，是后现代主义之后学术发展的主潮。然而，要给文化研究下个定义又几乎是不可能的。西方的文化研究并非自今日始，但今天的文化研究又远非昔日面目。就理论源流而言，文化研究可以说是后结构主义和当代新马克思主义（我不愿以“西马”称之，理由如下：马克思主义难道不是西方的？再冠之以“西”，实际上是将其“他者”化，而把自我中心化、权威化，这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话语）的综合融会，是各家各派的前沿理论，在消解了科际壁垒后的，“话语生产力”的大解放。或许就本文而言，文化研究对今日摄影批评将能起到何种作用，才是最值得关心的。虽然就我目前的阅读范围所及，似乎国内外都还没有人进入摄影“领域”从事专题研究，但从文化研究在电影、电视以及传媒研究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不难看出它在摄影研究上所能发挥的巨大作用。我以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