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部于昔的新视野

——20世纪关于中国古代雕塑史的研究

作 者:
李松 

作者简介:
李松 本名李松涛,中国美术家协会编审、炎黄艺术馆副馆长。

原文出处:
《美术研究》

内容提要:

关于中国古代雕塑史论的研究,是20世纪一个开创性的学术领域,主要始于20年代初,兴于三四十年代,盛于八九十年代。地下美术考古发现极大地扩展了美术史研究的视野。中国古代雕塑的源头可上溯到八千年前查海遗址发现的陶塑动物和真玉雕刻品。近几十年来发现的红山文化大型彩塑女神像、四川广汉三星堆古蜀人青铜人像群和秦始皇陵七千兵马俑表明中国古代很早就在大型雕塑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南北朝以后佛教大型造像正是本土雕塑传统与外来宗教交互融汇的产物。石窟寺艺术研究是20世纪雕塑史最富于成果的领域。对石窟寺遗址的大规模调查和考古学方法的引入使研究工作更为规范并获得坚实的基础。90年代是一个世纪以来中国雕塑史研究的梳理、总结、集大成时期,今后需要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更深入对中国雕塑艺术本体的研究。


期刊代号:J7
分类名称:造型艺术
复印期号:2001 年 03 期

字号:

      尽管中国古代有极为丰富辉煌的雕塑遗存,但是对于古代雕塑史和雕塑理论的记述和研究,比之同时期的书法与绘画都是过于寂寥了。

      在中国古代,雕塑在文化史上的地位低于其它兄弟艺术门类,这与雕塑家的工匠身份有关。中国一向是官本位的社会,雕塑创作不像书画艺术有官吏、文人的参与,历史上早期的西晋雕塑家戴逵、戴颙父子能够名垂史册,也还是由于其工书画,善属文,能鼓琴,是皇帝累征不肯就的隐逸文人。

      对于中国古代雕塑史论的研究主要始于20世纪初期,兴于二三十年代,盛于八九十年代。推动中国雕塑史研究的动因,在早期,和近代考古学的兴起与发展有直接关系,而更重要的,则是出于发展中国现代雕塑创作的需要。中国雕塑艺术在近世出现发展的断裂。世纪初,西方雕塑传入,在美术教学和创作中成为主导,而在如何解决雕塑创作的民族化与现代化课题时,人们自然地把目光转向古代,迫切希望从传统艺术中得到借鉴。负笈海外研习西方雕塑之学的几代雕塑家刘开渠、曾竹韶、滑田友、钱绍武等人,在深入钻研过西方古典的、现代的雕塑技法经验之后,以极大的热情提倡学习和发扬中国传统雕塑,并亲身做了很多考察与研究即是显例。

      另一方面,一个世纪以来,地下美术考古接连不断的重大发现,极大地扩展了雕塑史研究的视野,迫使人们不能不改变一些传统的认识,改变角度,重新思考,从而有可能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清晰地理出中国传统雕塑艺术的发展脉络,了解其多方面的艺术成就,从中寻绎出丰富的创作经验与审美内涵。

      起步

      对中国古代雕塑遗存的调查研究起步于20世纪初。一些外国学者依据古文献和明清地方志史料提供的线索,对中国古代陵墓、石窟寺进行调查。1902-1903年,日本伊东忠太在华北地区进行古建筑和云冈石窟的调查,1906-1907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关野贞调查了河南巩县石窟寺和龙门石窟、陕西汉唐陵墓、山东汉画像石。法国人E.E.沙畹1907年调查了陕西陵墓,云冈、龙门石窟、四川汉阙、山东碑刻。1914年法国人V.色伽兰等于陕西秦汉陵墓、四川崖墓、石阙之外,还调查了广元千佛崖石窟。20年代初,日本关野贞、常盘大定、田中俊逸等及瑞典喜龙仁等调查了山西天龙山石窟、河北省南北响堂山石窟等,以及华北,江浙等地区的陵墓与古建筑。(在此期间来自俄、英、法、日、德、美等国的一些“考察队”,正麇集于新疆、敦煌莫高窟等地,对古代壁画、文书等进行着各种盗掘与窃取活动。)(注:参看《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考古学年表。)

      日本美术史家大村西崖(1866-1934)于1915年出版《支那美术史·雕塑篇》,他所著的《东洋美术大观》(15册)曾由陈彬和从中摘择出《中国美术史》于1928年出版。大村西崖在著作中以文献与实物遗存相对照,并将中国雕塑与日本、印度雕塑进行对比研究。大体上代表了世纪初,国内外对中国古代雕塑了解的程度和认识水平。瑞典喜龙仁著《中国雕塑》三卷(Chinese Sculpture by Osvald Siren,1925)在对中国雕塑美学意蕴的理解与分析上更胜一筹。还有些石窟寺艺术的调查研究专著,如日本小野玄妙、田中俊逸的《天龙山石窟》(1922)。(注:刘晓路《日本的中国美术研究》,《美术史论》1986年第4期。)

      三四十年代

      中国学者对古代雕塑遗存有组织、形成规模的调查研究起始于二三十年代。建筑学家梁思成1929-1930年在东北大学开始讲授中国雕塑史。1931-1936年,中国营造学社成员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等陆续前往云冈、天龙山、龙门、南北响堂土、山东历城神通寺千佛崖等地考察。抗日战争期间,梁思成、刘敦桢等赴四川,沿岷江、嘉陵江夹江两岸及广元、大足等地对摩崖石刻作了半年多的考察。(注:梁思成在东北大学讲授的中国雕塑史未能成书,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中国雕塑史》一书仅是讲课提纲。据林洙《前言》:1947年梁思成赴美讲学,参加普林斯顿大学成立200周年学术活动,作“唐宋雕塑”及“建筑发现”两个学术报告,得到极高评价。回到清华大学时,开了“中国雕塑史”课程,并准备写一本《中国雕塑史》,未果。)

      抗战前,国内学术界对石窟寺等古代雕塑遗存的考察与研究,重要的有1930-1933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对新疆石窟的调查;1934-1935年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对南京附近六朝陵墓、洛阳龙门、安阳宝山石窟的调查;1935年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对南北响堂山石窟的调查与著录。

      日本学界始终没有放松对中国重要石窟的调查。1936年,京都东方文化研究所水野清一、长广敏雄调查了响堂山、天龙山、龙门石窟。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1944年,他们又先后8次前往侵华日军占领下的大同,对云冈石窟强行进行全面调查、实测、摄影,并发掘了第9、10、19、20等窟。其调查研究成果于50年代初编成32卷的《云冈石窟——公元5世纪中国北部佛教窟院考古学调查报告》。(注:(日)长广敏雄、水野清一《云冈石窟——公元5世纪中国北部佛教窟院考古学调查报告》32册,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51-1956年。)他们还有关于龙门、响堂山石窟等研究专著。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