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232;J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320(2001)01-0001-07 “图画之妙，爰自秦汉，可得而记。”这是唐人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的一句名言。他指出中国有记载的高水平绘画是从秦汉开始的，从而充分说明了秦汉绘画在中国绘画史上的开拓地位。 确实，绘画在秦汉时代已发展为美术最重要的门类之一。它在所反映的内容上，历史现实、神话传说、人间冥界、天象地理、山水植物、动物祥瑞无所不包；在表现技法上，发展了以毛笔为主要工具、以墨为主要材料、以线描为主要造型手段的各种手法及相关的各种造型观念；在画家构成上，以黄门画工、民间画工为主体，并已有文人投入画事。多种可利用的载体被利用于绘画、帛画、壁画、漆画、陶器画等，成为秦汉最有时代特色的画种。秦汉绘画多方面的发展和完善，奠定了中国美术的雄厚基础，使其以后在与外来的佛教美术的交流中从容不迫，得到更广博的发展。秦汉以后，绘画便无可争议地成为中国美术最主要的代表。 但是秦汉绘画却屡遭厄难。尤其在秦末、西汉末、东汉末、西晋末，分别蒙受项羽、王莽、董卓、五胡之乱，秦咸阳、西汉长安、东汉和西晋洛阳等名都，被兵火焚烧一空，建筑壁画、宫室藏缣帛绘画化为灰烬。历经长期的战争，不仅正史记载的、而且所有地面上传存的秦汉绘画已经消失，以至自称遍览天下名画的张彦远也不得不叹惜：上古“画之踪迹，不可具见”[1]。以后，历代文人、史家无不发出秦汉绘画早已绝迹的悲鸣。傅抱石在20世纪30年代还令人痛心地断言，秦汉时代“纯绘画的遗品没有存留。自清代以来，关于建筑雕刻的画像石、墓碑、墓阙之类，已是考察汉代绘画的唯一标本”。 随着近代西方考古学的引入和20世纪对秦汉帛画、壁画考古成果的总结，我们对于秦汉绘画的历史，才有了较全和正确的认识。 一、大一统的历史文化背景 1.“上者不美不饰之，不足以一民” 秦代的疆域之广是中国史无前例的，但国祚极短，不过15年。在考古上由于缺乏精确的断代依据，很难把秦代绘画从秦国（传统的继承上）、六国（横的交流和总的汇合上）、西汉早期（对后代的影响上）的绘画截然分割出来。然而，这也说明秦代绘画正是在继承秦国传统、汇合六国之萃的基础上形成的，它对汉代产生极大影响。 早在商鞅（约前390～前338年）任秦国大良造时，秦国就重视美术的政治功能。秦孝公十二年（前356年），秦国由雍（今陕西凤翔南）迁都咸阳，遂仿效魏宫，营造冀阙，以扬秦威。处于蓬勃上升期即统一中国前的秦国和统一中国后的秦朝，分别受荀子、吕不韦、韩非、李斯以及方术的思想影响较深。荀子（约前313年～前238年）是战国末期从孔而变的儒学大师，秦昭王时赴秦，曾见昭王游说。他的思想主要是通过两个学生——韩非和李斯间接作用于秦国和秦朝的。吕不韦（？～前235年）的思想见《吕氏春秋》，特点是崇道，“兼儒、墨，合名、法”，史称“杂家”。公元前238年，秦王政亲理国事，罢免吕不韦相职。韩非（约公元前280年～前233年）集战国法家思想之大成，秦王政读其著作大为赞赏，邀其入秦。李斯（？～前208年）先入秦为郎、长史，后为秦国廷尉，官至秦朝丞相。于是，荀子、吕不韦、韩非、李斯的思想成为秦国和秦朝的主流。当时的历史注定战国社会只能在由最贪婪的欲望所激发的最残酷的斗争中前进，秦国要征服六国、统一天下，必须彻底抛弃孔孟温良恭俭让的仁义道德。荀子认为：“上者不美不饰之，不足以一民也”；“必将雕琢刻镂，黼黻文章，以塞其目”（《富国》）；“不全不萃之，不足以为美也”（《劝学》）。由此，美化装饰被帝王用于维护、巩固和扩大自己统治和尊严的手段。因此，秦朝美术建立在彻头彻尾的功利主义的基础上。韩非论画认为描述现实事物“难”，表现幻想世界“易”。他强调其难，正是鼓励人们去表现。 另一方面，秦地方术盛行，辄通过阴阳五行之说来解释自然的变异现象，并推测吉凶祸福，分析气数命运。以秦居水德，水色黑，因而规定服装、旌隆、节旗皆尚黑。秦始皇尤信神仙方术，多次巡狩各地，又遣人求仙，求长生不老之药。 据史籍记载：“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2]（《秦始皇本纪》），因此秦朝宫殿集六国宫室之精华，并且有辉煌的壁画。它显示出大统一后艺术之博大宏恢气魄，令司马迁极其赞叹：“北至九峻甘泉，南至长杨五柞，东至河，西至泾渭之交。东西八百里，离宫别馆相望属也。”[3]（《秦始皇本纪》）然而“楚人一炬，可怜焦土”，项羽入兵关中，焚烧秦宫，居然烧了3个月。壁画随之烟飞云散。另据《世说新语·无为篇》记载：“秦始皇骄奢靡丽，好作高台榭、广宫室。则天下豪富制屋宅者莫不仿之。房闼备，厩库缮。雕琢刻画之好博，取黄琦玮之色，以乱制度。”由此可见，从中央到地方，从宫廷到民宅，壁画制作盛行。 2.“非壮丽无以重威” 汉代绘画以其雄浑的气魄和阔大的胸怀，包容了春秋战国以来各国的精华，尤其是周秦理性绘画和楚巫奇幻画的精华。由于处于长达400年的大统一时代，汉代才有可能达到荀子、秦始皇崇尚而未能完成的雄大伟美的境界，又出现他们因时代局限而不能预见的新特点。它正如班固在《两都赋》中所描绘的那般壮观：“焱焱炎炎，扬光飞文，吐烂生风，吹野燎山，日月为之夺明，丘陵为之振摇。”在汉以前，绘画从未达到如此灿烂多彩的程度。 汉代绘画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界，明显分为两个阶段，以前为汉代绘画风格的初创期，以后为其完善发展期。 汉初的绘画并没有形成汉代本身的风格。汉高祖刘邦“马上得天下”，并不重视绘画。他在思想上是急功近利的法家最后代表人物，本质上与秦始皇有许多共同之处。这对于“汉承秦制”起关键作用。另一方面，刘邦本人及开国文武勋臣，几乎全是楚人，这又保证了汉文化深受楚文化的影响。所谓“汉文化就是楚文化，楚汉不可分”[4]之极论，实际上概括汉初文化较为妥当，但泛用于整个汉文化就失之偏颇。在汉代绘画和文化的总体发展上，存在着从“巫”到“史”的过程。汉初，则明显是楚巫文化和绘画占优势。 汉朝开国丞相萧何是刘邦最重要的助手和管家。早在随刘邦入兵咸阳时，其他部将皆去抢夺宫室财宝美女，独萧何先封取图书，为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立下头功。秦以前的图书都是有“图”的，实际上也就是继承了图画。难怪《历代名画记》为之记道：“萧何先收，沛公乃王。”汉高帝九年（前198年），“萧丞相营作未央宫，立东阙、北阙、武库、太仓。高祖还，见宫阙壮甚，怒谓：‘天下匈匈，共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萧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旧宫室。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高祖乃说（悦）。”萧何所谓“非壮丽无以重威”，是对荀子“上者不美不饰之，不足以一民”思想的继承。这种追求壮美风格和使美术为政治服务的思想，对汉代绘画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