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现代人最直接的生存环境，建筑是他们的家。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都市中新建筑层出不穷，市民们对建筑质量及外观更加关注。尤其是去年6月，“世界建筑师大会”在北京举办，标示了中国建筑师及其建筑在世界建筑界和对于世界建筑艺术发展的重要性。人们不仅关心今天的城市生态，也关心着明天的城市景观。 20世纪70年代前后，西方建筑中出现了“后现代主义”流派。“后现代派”建筑显然是对“现代建筑”的挑战和反叛。“后现代主义”派别的建筑理论及代表作在西方的出现也和其各种“现代派”先驱出现时一样愤世嫉俗、声调高亢、面貌乖张；社会反响也较刺耳，不乏嘘声。但它们比其前辈更快被社会所接纳，倒是其自身一时难以定义自身了（注：C.詹克斯在《什么是后现代主义》(1986)中一上来就形容说：“后现代主义沿着一条蜿蜒曲折的途径成长。先是扭向左，然后是右，中间枝干横生，象树根延伸的自然状态；或是一条弯曲的河流，有支流，有变迁，绕回头，又向一个新方向流去。它的含义仍然争论不休。”他甚至说它的成长道路“也像一条蛇”。见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中译本第2页，李大夏译。）。 80年代改革开放，中国建筑学界将后现代主义建筑的理论著作与各种现代主义的建筑理论一起译了进来。这对于现代主义建筑的精髓还未吃透的中国建筑学界来说，后浪推前浪的速度是太快了，据说是“弄得设计院里沸沸扬扬，年轻人看不起老头子，老头子吃不消‘后现代’……”（注：参见李大夏：《什么是后现代主义·译序》。） 十几年来，中国建筑学界对后现代主义建筑的评价可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是就它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的表现而言的；另一方面则是考虑到它对中国当前建筑趋势的影响。 就前一方面而言，中国建筑学家们看到了后现代主义建筑对现代主义建筑的反拨，承认了其合理存在的一面；也部分地看到了这种建筑流派产生的社会根源，但总的说对其外观的矫情做作、迎合消费大众和保守主义的倾向颇有微辞。中国建筑学家们尤其认为它成不了气候成不了大势（注：参见李涛：“当前西方建筑创作中的非现代主义倾向”，李大夏：“后现代思潮与后现代建筑”，见顾孟潮等主编：《当代建筑文化与美学》（天津科技出版社1989年版）第103-113页、第117-124页；吴焕加：“论建筑中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载《论现代西方建筑》（中国建工出版社1998年版）第82-103页。）。从国内大学现有的西方现代建筑史的教材来看，对其也多点到为止，语焉未详（注：参见同济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工学院、天津大学：《外国近现代建筑史》（中国建工出版社1982年版）、沈玉麟编：《外国城市建设史》（中国建工出版社，1995年版）有关章节。）。就后一方面而言，一些中国建筑学家们认为它的引进不合时宜，中国社会发展和经济水准正要求现代主义建筑，怕后现代建筑的引进又引起复古主义思潮（注：参见邹德侬：“中国现代建筑的历史使命——关于后现代主义的引进”、赵国文：“未来的选择——对近十年中国建筑文化历程的思考”，见顾孟潮等主编：《当代建筑文化与美学》（天津科技出版社1989年版）第172-180页、99-102页。）。 我觉得，我们对后现代主义建筑产生原因的理解还是不够的，尤其对其正面作用的理解是不够的。固然后现代主义建筑只是一个不大的建筑学派别，但看现代社会如何发展成后现代社会毕竟要求我们有更加深远的前瞻，中国人说“春江水暖鸭先知”、“一叶而知秋”，都是要从一些不大的兆头中看到发展的趋势。所以我希望讨论一下后现代主义建筑产生的几重背景，从而说明其包含的更多意义。 一 后现代主义建筑出现在本世纪70年代前后。时至今日，后现代主义建筑一般也不难规定。我们可以给出三方面的参照物。一是被当作后现代主义建筑理论宣言的、美国建筑师文丘里(Robert Venturi,1924-)的大作《建筑的复杂性和矛盾性》(1966)；二是考察一下后现代主义建筑的代表作如文丘里的“胡应湘堂”(1981—1983)和摩尔(Charles Moore)的“意大利喷泉广场”(1974—1978)；三是看一下斯特恩(Robert A.M.Stem)、詹克斯(Charles Jencks)等后现代主义建筑理论家对这种建筑的概括。 文丘里的“宣言”措词激烈，颇为响亮。我们不妨再听一次： 我爱建筑的复杂和矛盾。我说的这一复杂和矛盾的建筑是以包括与艺术有内在关系的丰富多彩的现代生活为基础的。……建筑师再也不能被清教徒式的正统现代主义建筑的说教吓唬住了。我喜欢建筑杂而不要“纯”，要折衷而不要“干净”，宁要曲折而不要“直率”，宁要含糊而不要“分明”，既反常又无个性，既恼人有“有趣”，宁要一般而不要“造作”。要兼容而不排斥，宁要丰富而不要简单，不成熟但有创新，宁要不一致和不肯定也不要直截了当。我主张杂乱而有活力胜过明显的统一。我容许不根据前提的推理并赞成建筑的二元性（注：转引自汪坦、陈志华主编：《现代西方艺术美学文选·建筑美学卷》，春风文艺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359-360页。）。一个艺术流派的“宣言”难免是非常激进的，“语不惊人死不休”。但文丘里的思考中并没有“现代派”那种目空一切、彻底反传统的特征，他还论证说：“建筑要满足维特鲁威（注维特鲁威（Marcus Vitruvius Pollio，前1世纪）：古罗马建筑师，有建筑学之父之称，所著《建筑十书》（公元前27年）为欧洲现存最早的建筑学著作。）所提出的实用、坚固、美观三大要素，就必须是复杂和矛盾的。陶立克神庙的简洁是通过它那有名的精美而准确的几何曲线和柱式内在的矛盾和张力所形成的。……承认建筑的复杂并不否定路·康(Louis Kahn)所说的‘追求简练的欲望’。但能深刻有力地满足人们心灵的简练的美，都来自内在的复杂性。……对复杂的建筑及其矛盾的欲望，不仅是对当前建筑的平庸或唯美的一种反抗，而是从16世纪的意大利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常态，从米开朗基罗、帕拉第奥（注：帕拉第奥(Andrea Palladio,1508—1580)：意大利文艺复兴晚期的建筑师，通常被认为是欧洲学院派古典主义建筑的肇始人之一，著作有《建筑四书》(1570)。）一直近代的勒·考柏西埃（注：考柏西埃(Le Corbusier,1887—1965)：法国建筑师，现代主义建筑师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又译柯布西耶或勒柯布西耶等。）、阿尔托（注：阿尔托(A.Aalto,1898—1976)：芬兰建筑师，现代派建筑师的著名代表人物。）和康等人。”（注：转引自汪坦、陈志华主编：《现代西方艺术美学文选·建筑美学卷》，春风文艺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359-360页。）文丘里《建筑的复杂性和矛盾性》的第一部分“错综复杂的建筑”还有一个副标题：“一个温文的宣言”。从这里我们应该能体会到后现代主义建筑理论强调“多元”、“折衷”的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