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东汉会稽画像镜的艺术风格及对早期越窑堆塑瓷装饰的影响

      中图分类法 K875.2 文献标识码 A

      人们在论述铜镜铸造发展中，往往将东汉中期始兴的那种浮雕式画像镜、神兽镜视为是中国古镜发展达到一个新阶段及汉镜真正进入本时代特征的标志（注：杜迺松：《中国青铜器发展史》，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东汉浙江会稽（今绍兴）是当时全国著名的铜镜铸造中心之一，铜镜主要铸有浮雕式画像镜、神兽镜和龙虎镜（注：王士伦：《浙江出土铜镜》，文物出版社1987年。）。而其中以盛产和出土画像镜居多为其特色之一（注：王仲殊：《关于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的问题》，《考古》1981年第4期。）。由于画像镜形体大，内容丰富，雕铸精致，素为中外学者所重视，有关的图录和论著中对其研究较多。但从专题方面研究似不多。因此，本文试从艺术的角度，就会稽画像镜的艺术风格，以及这种艺术风格对早期越窑堆塑瓷装饰所产生的影响，作一探索。以期对画像镜和堆塑瓷的装饰艺术研究有所裨益。

      一、会稽画像镜的艺术风格

      众所周知，铜镜主要是古代梳妆照面的生活用具，同时也是精美的艺术品。其艺术属性和特征集中体现在镜背上铸刻的花纹图案和铭文等。这些装饰，工艺精湛，刻画精细，题材广泛，构成了一个无比瑰丽的艺术世界。正如《古镜图录》所说：“古刻划之精巧，文字之瑰奇，辞旨之温雅，一器而三善备，莫镜若也”（注：罗振玉辑：《古镜图录》民国五年影印本。）。因此，在考察讨论会稽画像镜的艺术风格时，主要涉及的问题，也就是上述这些方面，以及与此相关所产生的各种因素。一般来说，艺术风格的形成，是艺术品成熟的标志。就镜类艺术品成熟的具体标志而言，其要求镜背装饰的题材、主题、铭文、布局、构图、技法等方面，都具有特色，而又能有机地融合一起。由此，我们将会稽画像镜艺术风格按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论述。

      

      （一）题材、主题、铭文

      1.题材。它是反映画像镜本质内涵的基本要素，从画像镜题材的选用来看，其特征一是题材集中而又组合丰富。为叙述方便，将会稽画像镜上的题材，分解归纳为下列几类：(1)神仙类：有西王母、东王公、赤松子、王乔子、飞仙、玉女、羽人、神侍等；(2)人物类：有吴王（夫差）、越王（勾践）、伍子胥、范蠡、王女、侍从等；(3)禽兽类：有青龙、白虎、朱雀、独角兽、鹿、马、鸟等；(4)车马类：有骏马三匹、四匹、五匹、六匹、八匹不等的轿式马车，车顶的形状有卷棚式、攒尖式、四坡式等；(5)建筑类：有屋舍。上述(1)至(4)类题材较为常见，而建筑类目前仅见一例，弥足珍贵。画像镜的取材内容相对比较集中，即从大的方面可把画像镜归为二类，即有神仙题材的画像镜一类，如西王母画像镜、羽人瑞兽画像镜等；另为无神仙题材的画像镜一类，如人物历史故事画像镜、瑞兽画像镜等。虽题材选择相对集中，但在其类别中每一小类的题材组合，却又极为丰富。如西王母画像镜的组合种类就有：西王母瑞兽画像镜、西王母群仙画像镜、西王母车马画像镜、西王母人物画像镜等等，其组合种类下面还可以细分若干种。由此可见，画像镜在题材的运用中，既让题材表现主题集中鲜明，又使组合的画像镜呈现出丰富多彩；二是具有鲜明地时代和地方特征。从上述画像镜选择题材内容看，它们与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等有着密切的关系。东汉以来，承接从董仲舒开始的神学化的儒学思想，使纖纬迷信、阴阳五行和神仙思想等，左右了当时人们思想观念和意识行为（注：翦伯赞：《中国史纲要》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这种富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传统文化和宗教观念，可以说在画像镜的题材中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如占据画像镜数量很大的神仙车马画像镜，其描写的就是周穆王乘八骏大车到瑶池去拜会西王母的故事（注：《穆天子传》。）。另以西王母为母题的画像镜，主题均与宣扬“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等神仙思想有关。同时，在会稽画像镜的题材内容中，还有不少显示了地方特征，如车马样式、“白紵舞”、吴王、越王、伍子胥、范蠡等人物，均属明显江南地方特征的题材（注：王士伦：《浙江出土铜镜》，文物出版社1987年。）。

      2.主题。主题与题材是密不可分的，但主题的形成更有它的独特的构思和技巧等要求。在铜镜背面很有限的方寸之间，要把一个主题思想或一个完整的寓意表达出来，它既要求主题具有高度概括性和典型性，又需要艺术处理上的巧妙配合。会稽画像镜的主题特色即反映在高度概括性和典型性的主题与巧妙的艺术处理两者的有机结合。会稽画像镜的题材与汉代石阙、享堂、墓室的画像石刻等所采用的题材虽多有相同，但在构作题材的主题时，其高度的概括性和典型性，则尤显突出。如西王母、东王公一类车马画像镜，其主题是把《山海经》、《神异经》、《穆天子传》、《汉武帝内传》等几种神话故事的有关情节糅合在一起，经过取舍，再结合民间传说创作而成。因此，这种主题的创作，本身就是一种将主题典型化和高度概括化的过程。在神仙车马画像镜上（图一）（注：梅原末治：《绍兴古镜聚英》，京都桑名文星堂1939年。），仅用西王母、东王公二组神仙，配以二组车马组成的四幅画像，就生动而典型地刻划出了一个神话传说故事。再如伍子胥画像镜（图二）（注：王士伦：《浙江出土铜镜》，文物出版社1987年。），这是画像镜中反映历史故事最典型的一种。我们从画像上所看到的是：伍子胥瞪目咬牙、须眉怒竖地置长剑于颈下，吴王怒视着伍子胥的自杀，其旁越王与范蠡洋洋得意地神态，再旁边还站着贿赂太宰嚭的美女两人和宝器。在各个人像旁边，还分别刻有“吴王”、“忠臣伍子胥”、“玉女二人”、“越王、范蠡”的榜题。其仅用四组画像和简明的榜题，就把一个完整的历史故事生动地反映出来，足以见得其主题构思的高度概括性和典型性。同时再配以巧妙而熟练的艺术表现手法，使其成为一件极富感染力的艺术作品。

      

      3.铭文。铭文是铜镜装饰艺术的组成之一。从功能上讲，多数铭文主要是配合表现图案主题的，但也有是用图案来配合表现铭文主题的。故铭文与图案主题两者之间是紧密配合，互为衬托，相得益彰的关系。会稽画像镜一般以突出画像为主，铭文基本是用来衬托或表现图案主题的。从会稽画像镜的铭文装饰部位来看，主要为两类：一为榜题。即在图案旁题上铭文，以示明其称呼或意思等，刻工较精。如“西王母”、“东王公”、“玉女二人”、“王女侍”、“吴王”、“越王”、“忠臣伍子胥”、“范蠡”、“帛虎”（即白虎）、“青龙”、“仙人六博”、“王女朱师作兮”等等；一为周铭。它指的是在镜背内区与外区之间一圈铭文装饰带，这类周铭的文字比较多，常见的如“尚方作竟（镜）真大巧，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长保二亲宜国宝，大吉兮”、“×氏作竟世少有，东王公西王母，仙人子乔赤诵子（即赤松子），车马辟邪在左右，为吏高（升）贾万倍”、“×氏作竟四夷服，多贺国家人民息，胡虏殄灭天下复，风雨时节五谷孰（熟），长保二亲得天力，山（仙）人子高赤甬子”、“尚方作竟真太巧，上有山人不……（语未完）”等等。从铭文的文字和语句分析，假借字、减笔字和漏字，以及语句不完整的情况较为普遍，由此也说明了画像镜的铭文是作为配合表现图案主题的，故其所刻铭文不求内容严谨，而重以装饰的艺术效果。其铭文所表达的内容主要有祝愿富贵升官的，祈求长生不老升仙的，还有带纪氏铭的来表达推销产品广告的等等。因此，它对突出、丰富和拓展主题的内涵等，起到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