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可以将中国词史比喻为一条五彩斑斓的艺术长河的话，那么五代西蜀词无疑是这条长河上游十分辉煌灿烂的一段。本文所指称的“五代西蜀词”，是一个有着特定的时段划分和地域范围的复合概念。唐末五代时，西蜀先后存在过前蜀(891-825)、后蜀(926-965)两个地方割据政权，为时达七十五年之久。所谓五代西蜀词，特指这七十多年间在今四川地区创作出来的词。这个指称范围，虽与我们平常讲说词史时所习惯提起的“花间词”、“花间派”大部分重合，但毕竟互有参差：一、《花间集》一书所收词人有好几位并非五代西蜀词人，所收词作也有相当一部分并非五代西蜀词；相反，有一些五代西蜀词人（如前蜀后主王衍、后蜀后主孟昶、花蕊夫人以及庾传素、张格、欧阳彬、刘保乂、许岷、文珏等等）并未为此集所收，相当一部分五代西蜀词（包括“花间”十八家中属于蜀词人的好几家的一部分词）也未为此集所录。二、“花间派”是一个历时态的泛流派，它所包括的，是从晚唐、五代至北宋初期这一漫长时段中审美倾向与创作范式大体一致的一大批词人，而本文所要涉及的，仅是这个时逾百年的代群中的主干部分——五代时期的蜀词人。是他们，创造了西蜀词的辉煌，使得词史上这一丛奇葩不但具有特定的时代风格，而且烙下了地域文化的鲜明印记。 与上述两点相联系，我们要清楚认知的第三点是：五代西蜀词本身也非浑然一块，而是经历前蜀、后蜀两个发展时期，形成了前蜀、后蜀两个词人群体，呈现出虽不十分明显但却隐然可见的阶段性与风格变异——随着时间的推移，创作队伍渐次实现了“本土化”，从而使后一时期的词更多地染上了西蜀地域文化和地域文学的色彩。过去文学史家论述西蜀词的时候，多将它作为贯穿前后蜀两朝的浑然不可划分的艺术流派来对待，但仔细分析，还是可以看出其中有前蜀与后蜀两个阶段的不同。这种不同至少表现为两点：一是前蜀的创作队伍以外来的“移民”（即前蜀政权所招揽和收容的中原文士）为主，而后蜀的创作队伍却几乎全是蜀人；二是由此所决定，后蜀词在反映社会生活与创造艺术境界上更多地带上了地域文化与本土文学的特征。关于这一点，郑振铎先生早在六十九年前就已发现并指出过。只可惜他的表述很简略，而且是嵌在对一位“花间”词人的评介中的，一直没有引起研究者的注意。郑氏1932年出版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三十二章《五代文学》评介毛文锡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毛文锡是《花间》词人们里最浅率的一位。但他结束了前蜀的词坛，又开始了后蜀的文风。在他以前，蜀中文学是‘移民的文学’，在他之后，方才是本土的文学。”这段话的后半是正确的，前半说毛文锡“又开始了后蜀的文风”，则与史实不符合。之所以错判毛文锡“又开始了后蜀的文风”，是因为郑振铎先生轻信了《十国春秋》卷四十一中对毛文锡后半生行踪的不实记载，认定毛氏于孟氏建国后又回到蜀中，以词章供奉后蜀宫廷。实则据宋人记载，毛文锡随前蜀后主王衍降后唐，“入洛而卒”（见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清人所著《十国春秋》谓毛“复事孟氏，与欧阳炯等五人以小辞为后蜀主所赏”，于史无据，不足凭信（参见陈尚君《花间词人事辑》）。尽管如此，郑振铎先生以毛文锡为界，将五代西蜀词划为前蜀“移民的文学”和后蜀“本土的文学”两个阶段，却是大致符合史实的。下面先介绍一下前蜀、后蜀两个词人群体的人员构成情况，然后举他们的相关作品为例，看看西蜀词是如何从前一阶段的“移民文学”转化为后一阶段的“本土文学”，亦即如何从蜀风蜀貌不大鲜明的前蜀词变为蜀风蜀貌十分鲜明的后蜀词的。 在有作品传世的五代西蜀词人中，除了两三位字里生平无考者之外，大部分人的确可以分别归入前蜀“移民”词人群和后蜀“本土”词人群这两大群体中。前一个词人群中，可以确定在后蜀政权建立前就已去世或从蜀词坛退出（或入后唐、或隐居外地）者有：韦庄，长安杜陵（今陕西西安市东南）人；王衍，许州舞阳（今属河南）人；魏承班，许州（今属河南）人；张格，河间（今属河北）人；牛峤、牛希济叔侄，狄道（今甘肃临洮）人；毛文锡，高阳（今属河北）人；李珣，波斯国移民。这些人都是“货真价实”的“外来户”。还有字里无考的顾敻、鹿虔扆、庾传素、张泌等人中，可能至少有一二人也是外籍入蜀者。如此，视前蜀词人群体为几乎全是由移民组成的作家群，当无不妥。而在后蜀词人群中，有这么两类人：一类是后蜀时期才成长起来的词人，一类是在前蜀就已有创作活动的跨两朝的词人。但无论是前一类或后一类，他们当中除二三子为外籍人（如孟昶为河北邢台人、刘保乂为山东青州人）之外，其馀全是蜀地土生土长的人。如此，视后蜀词人群为一个“本土”作家群，亦大致不差（孟昶虽为外籍人，然幼年即随父入蜀，是在成都长大的，实亦可算本土作家）。我们知道，每一种艺术品种和流派只能在特殊的精神气候和社会环境中产生，并且不能不受到特定的自然环境和风俗民情的影响，因此，在特定地域环境中产生的作品和流派，总会程度不同地带上地域文化的某些特色。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尽管是在同一地域环境中从事创作的作家，由于身份、地位和生活经历的差别，以及居住该地域久暂的不同，各人受该地域文化熏陶的程度就不一样，对该地域的自然、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的感受也不一样，从而他们的作品的艺术风貌也就会有差异。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在前蜀词和后蜀词之间、在移民词人群和本土词人群之间，地域特色一淡一浓，对比很鲜明。 西蜀词的地域文学特征，主要表现在对蜀中自然风光的描写、对本地城市（主要是成都）社会生活的反映和对城乡风俗民情的歌咏等几个方面。作为也算蜀地居民的移民词人们，对这里的青山绿水、曲街斜巷和风俗民情并非完全漠视，但毕竟濡染未深，亲和感和认同感不强，因而他们的艺术描写的笔触，很少专门和广泛地触及蜀地的独特风光和文化环境，多数人都仅仅是偶尔摄取一两个蜀中风景镜头，而且仅仅是将它们作为抒情叙事的背景来处理的。比如张泌的词中只有一处写到“浣花溪上见卿卿”（《江城子》）；牛峤的词中仅有一处闪现了锦城酒肆的一角：“锦江烟水，卓女烧春浓美。”（《女冠子》）刘按：卓女，指成都酒家当垆卖酒的少妇；烧春，即剑南烧春，唐代成都酒名）；牛希济旅寄川东南多年，而其词中只偶尔显露一下巫山巫峡的风姿：“峭碧参差十二峰，冷烟寒树重重”（《临江仙》）；魏承班更是只虚写过一句“梦魂长在锦江西”（《黄钟乐》）……李珣，这位波斯后裔，其家自唐末即移居蜀中，因而他是前蜀移民词人中居蜀最久者，其词中写及蜀中风物之处较以上诸人为多，以致况周颐《餐樱庑词话》认定：其《浣溪沙》、《巫山一段云》等篇“则诚蜀人之言矣”。但细加考察，李珣词也仅仅描写了蜀中（而且仅仅是他长期生活于其地的巴东）自然风光，而几乎没有涉及城市生活、风俗民情等等领域，尚未全面地呈现地域文学的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