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7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01)02-0132-07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发现的俗文学资料中的说唱文学作品，最早被罗振玉称之为“佛曲”。[1]1934年郑振铎在《三十年来中国文学新资料的发现史略》一文中，又将它们笼统称之为“变文”。[2]关于这些说唱文学作品与中国宝卷的关系，顾颉刚最早指出：“佛曲”即“唐代的宝卷”（注：见《歌谣周刊》第90期(1925.5.11)载钱兆基（南扬）的长篇通信的按语。）。1938年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指出：“后来的宝卷实即变文的嫡派子孙，也当即谈经等的别名。”（注：郑著，商务印书馆初版于1938年，长沙；引文见1984年上海书店影印本，下册，第307页。）所说的“谈经等”，指南宋时期勾栏瓦子中的说话技艺“说经”“说诨经”“说参请”。顾、郑二位对他们提出的结论均未加以论证。 敦煌俗文学资料的发现，拓宽了中国文学史的研究领域，开启了中国宝卷的研究：顾颉刚在《歌谣周刊》主持孟姜女故事研究过程中曾连载了《孟姜仙女宝卷》（注：见《歌谣周刊》第76期(1925.1.11)到第96期(1925.6.21)间的“孟姜女故事研究”专号。）；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中将“宝卷”列为专章（下册第11章）。此后数十年间，这种与宗教和民间信仰活动相结合的说唱文学的研究，却少有进展。由于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研究领域中的权威地位，他的未加论证的说法，经有关书刊和词典的不断承袭，已被研究者视为“定论”。但是，上述结论显然是有缺陷的： 其一，变文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尽管研究者接受以变文作为敦煌说唱文学作品的统称（即变文的广义），但当代研究者已注意到这些作品实际上包含了多种演唱形式和体裁（注：最早为敦煌说唱文学作品进行分类研究的是周绍良先生，他在《谈唐代民间文学—读“中国文学史”中“变文”节书后》（载《新建设》1963.1，北京）一文中说“对这一批材料如果漫无区别地都称之为‘变文’是很不妥当的，这样就贬低了唐代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文中把敦煌说唱文学分为变文、俗讲文、词文、诗话、话本、赋等六类；后来在《唐代变文及其他》（《敦煌文学作品选》代序，中华书局，1987，北京）文中，将“俗讲文”又分为“讲经文、因缘（缘起）”两类。张鸿勋《敦煌讲唱文学的体制及其类型初探》（载《敦煌学辑刊》第2辑）也做了分类研究。）。在探讨敦煌说唱文艺的特征、流变、影响诸问题时，则必须做细致的分类研究，这正如当代品类繁杂的说唱文艺可以统称为“曲艺”，其文本称“说唱文学”，今人或后人要研究其中某种曲艺形式的特征、流变、影响时，决不能以“曲艺”和“说唱文学”笼统概之。 其二，由于对宝卷产生和流传的宗教文化背景及其演唱形态缺少研究，因而与南宋时期产生于勾栏瓦子中的说经等混为一体。 本文主要介绍作为中国宝卷渊源的佛教俗讲的情况、宝卷产生的宗教文化背景，否定宝卷与说经等的关系。 一、佛教俗讲是宝卷的渊源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发现的说唱文学卷子，其中最多的是佛教俗讲和转变（包括僧侣转变和民间转变）的文本，前者包括讲经文和缘起，后者称作变文。与宝卷有渊源关系的是佛教的俗讲。佛教的俗讲和宝卷，都是中国佛教世俗化的产物；宝卷继承了俗讲的传统，也可以称作俗讲的“嫡派子孙”。 汉末佛教传入中国，佛教经典随之被大量翻译。由于梵汉语言的不同，天竺佛教咏经唱颂的呗匿(pathaka)不适合于汉声，由此便产生了汉化的赞呗（歌赞）和转读（咏经），精于此者即为经师。此后于东晋、南朝之际，又产生了“宣唱法理，开导众心”的唱导。《高僧传》卷13“唱导·论曰”：“昔佛法初传，于时齐集，此宣唱佛名，依文致礼。至中宵疲极，事资启悟，乃别请宿德，升座说法。或杂序因缘，或傍引譬喻。其后庐山释慧远，道业贞华，风才秀发。每至斋集，辄自升高座，躬为导首。先明三世因果，却辩一斋大意。后代传受，遂承永则。”唱导师要有“声、辩、才、博”的能力，且要能“知时知众”“与事而兴”，所以“虽于道为末，而悟俗可崇”。于是在当时的斋集法会中，便出现经师转经歌赞、唱导师讲唱因缘的形式。南北朝之末，各地佛教僧团为了争取信众，并适应民间斋会法事之请，将转读同唱导合一，称作唱读。在此基础上，唐代初年便出现了面向俗众讲经说法的俗讲。 关于俗讲的记载，最早见唐释道宣《续高僧传》卷26《释善伏传》： 贞观三年（629年），窦刺史闻其（按，指善伏）聪敏，追充州学，因而日听俗讲，夕思佛义。博士责之。 窦刺使指常州刺史窦德明。善伏能使这位刺史“日听俗讲，夕思佛义”，其悟俗的效果可观。这位热心的刺史把善伏请到州学（官学）中去讲，则招致了学官的指责。唐王朝统治集团崇道，所以初唐时期文献中少见佛教俗讲的记载。一百多年后，唐玄宗李隆基于开元十九年（731年）下了禁断俗讲的诏书： 说兹因果，广树筌蹄，事涉虚玄，渺同河汉……近日僧尼此风犹甚。因缘讲说，眩惑闾阎；溪壑无厌，唯财是敛。津梁自坏，其教安施；无益于人，有蠹于俗。或出入州县，假托威权；或巡历乡村，恣行教化。因其聚会，便有宿宥；左道不常，异端斯起。自今以后，僧尼除讲律之外，一切禁断。六时祀忏，须依律仪。[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