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研究

作 者:

作者简介:
宋文涛,1973年生,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原文出处:
《江海学刊》

内容提要:

从林传甲《中国文学史》的出版到今天仍在不断涌现的各类文学史作,中国文学史的写作与研究已经历了100年。回顾和检讨这百年来中国文学史的研究状况,对新世纪的文学史研究无疑有着借鉴意义。本文将这百年的进展分作四个阶段,指出每一阶段文学史的写作倾向及研究概貌,并择拣其中重要的一二著作略作剖析,旨在揭橥文学史于其发展阶段所面对的主要问题,同时对照历史,以期见出今日文学史研究的重心和方向。


期刊代号:J2
分类名称: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复印期号:2001 年 11 期

关 键 词:

字号: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1000-856X(2001)04-0154-04

      本世纪初,随着西方文论的传介,中国的文学史家开始了自己的探索。时至今日,整整百年,从林传甲百日赶完的文学史讲义到今天关于文学史编撰、文学史观、体例模式、研究方法、理论与教学等诸多问题的深入探讨,文学史研究已由当初的单一结撰发展成的新兴学科:文学史学。百年来,单国人自编的各类文学史著就多达1100余种,其中通代文学史约210部。文学史的编撰实践,带动并推进了文学史理论的建树。概括而言,这百年的文学史研究与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

      第一阶段自世纪之交,迄20年代末,文学史研究草创成长于此一时期。最早从事中国文学史编撰的是俄国、日本、英国的学者,第一部文学史著系俄人王西里于1880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纲要》,稍后日人末松谦澄、日下宽、藤田丰八、古城贞吉、中淑根、笹川种郎,英人翟理斯等均有继作,而以笹川种郎与翟理斯所著最有影响,林传甲的文学史讲义即以笹川氏的《历朝文学史》为蓝本。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史撰,是在新兴文学观念和旧学术传统的相互抵触渗透中逐渐展开。

      通常以为,第一部国人自撰的文学史是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系遵《奏定大学堂章程》的规定为京师大学堂匆匆编就的讲义,内容颇杂,从古文音训到史传骈散,以时代为次,分述经史子集内各种文体,等文学史若文章学,处处辨体明用,视小说戏曲为“淫亵之词”而不予论述。章节设置、内容布局尽依《四库提要》,文学观念上倾向传统的尊经治化、修辞立诚,“中国文学史”一词因此书得以确立。同期另一部史作——黄人的《中国文学史》则以较新鲜的文学观念为中国文学史学树立了一座“里程碑”。黄书在编撰目的、观念及研究方法上较有时代气息,既为整理国故,又以之宣扬西方民主。文学史观受进化学说影响,重视小说戏曲,能吸收西方文艺思想,首用中西文学比较的方式。

      此后像王梦曾《中国文学史》以“孕育时代”、“词胜时代”、“理胜时代”、“词理并胜时代”来划分的文学发展而颇具特色,曾毅《中国文学史》借鉴国外学者研究成果,体例较谨严,而张之纯、朱希祖、钱基厚诸人之作,均以经史子集为山海,论述力求无所不包,到1918年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的出版,这一倾向更为明显。最足以代表该书特色的是谢的“大文学史观”:文学被分为有句读文与无句读文,有句读之下再分有韵文与无韵文,有韵之赋颂词曲及无韵之小说,多主情与美,无句读文及无韵文多主知与实用,近代自然科学亦厕身其中——他实欲将天下文字尽括于文字之罗网下。叙述方式上谢史一仍旧著,依据传统的目录提要、文苑传、诗话文集、文章点评来选文定篇、评价月旦。可以看出,早期的文学史研究距离传统学术更近,受传统治学方式的支配更大,新兴文学观念与传统开始渗透却未融合,成型的文学史体例不够谨严,既乏明确的理论指导,又无必要的逻辑归纳,内容庞杂,小说戏曲虽介身其中,大多顺笔带过,并未争得近代文学史意义上的应有地位,文体划分、作品取选、叙述式样、文学史分期等问题于编撰实践中得以突出却悬而未决。

      1928年6月,新月书店出版了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文化运动与整理国故诚然是这部史著的写作背景,而新材料的发现则是引发胡适将旧稿推翻,另起炉灶的直接动因。仰仗着这些重大发现——像敦煌石室唐五代写本俗文学、日本的唐人小说、《全相平话》、《京本通俗小说》等等——胡适瓦解了诗文中心的文学观念,让那些“田野的”、“平民的”文学获得了与“庙堂的”、“贵族的”文学分庭抗礼的地位。这部史著体例谨严,力避繁芜旧弊,结构简练明快,无论是白话文学中心地位还是作者的真实意图,均一目了然。胡适认为,白话文学是历史进化的产物,一个时代诗歌的兴与衰,主要取决于民歌的发展程度及文人对待民歌的态度,当其下限直接白话新诗、白话文运动时,历史的演进加上人力的敦促,即成为文学革命的鼓吹了。除严谨的考证外,他主要从社会变动、政治制度、人生体验等方面对作品进行阐释,文本的解读和评判由对作家的具体研究来完成。胡适的评判尺度是质实与通俗,他敢于从历史的瓦砾堆里剖磨出活泼泼的民间文学,为“末流诗人”鸣伸,为“汉乐府”、“佛教的翻译文学”设列专章。当然,对通俗白话的过分强调难免矫枉过正,致有文白模糊、良莠不分等偏失,但作为“反传统的号角”,《白话文学史》当时的现实意义和以后的影响都是巨大的。

      二

      第二阶段从20年代末到建国前。如果说草创中的文学史研究因学术传统与新潮观念的差异而形成诸如史观、史料、史纂以及体例等方面尚未完备的缺憾,那么这继来的20年则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继代文学史、分体文学史、专题文学史的建树颇丰,包括诗史、词史、散文史、骈文史、八股文史、赋史、戏曲史、小说史、白话文学史、平民文学史、俗文学史、音乐文学史、女性文学史、民族文学史、宗教文学史、战争文学史、劳动文学史、中外文学交流史,以及先秦至明清的分段文学史络绎奔会、竞相出版。文学通史的编撰在这不长的时段里更见兴盛,据陈玉堂《中国文学史旧版书目提要》,从胡适《白话文学史》数起到1949年,先后出版通代文学史77部,其间集聚了不少文学史名著,像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32年)、《中国俗文学史》(1938年),胡云翼《新著中国文学史》(1932年),陆侃如、冯沅君《中国文学史简编》(1932年),赵景深《中国文学史新编》(1936年),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1941年),刘永济《十四朝文学要略》(1945年),林庚《中国文学史》(1947年)等,饮誉文坛至今。同时有相当数量的书评,针对这一时期的新著展开了早期较有影响的理论探讨。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