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哲学与诗歌相互转化的双向运动 魏晋玄言诗的产生，是哲学与诗歌相互激荡的结晶。这种现象形成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究其根本，乃是由于玄学和玄学活动本身的某些特点所决定的。 （一）魏晋玄学思辨的内容高度贴近诗歌表现的对象 众所周知，中国哲学是一种高度关注人本身的人生哲学。因此，中国哲学家思考的问题往往也是诗人所关注的焦点。在以追求个体人格自由为出发点的庄子哲学中，这种重叠已经有明显的体现；而在以庄子哲学为核心的魏晋玄学时代，这种重叠更臻于极致。从竹林七贤到金谷园诗会诸友，再到兰亭会众贤，魏晋名士莫不是集哲学家与诗人双重身份于一身。说魏晋浪漫主义的玄学是“一种诗化的本体论”（注：刘小枫：《诗化哲学》，76页，山东文艺出版社，1987。），是极为中肯的卓识。在这种背景下，面对共同的人生问题，魏晋士人是用抽象的哲思还是用形象的诗文去阐发，实质上变成了选择表达形式的问题。因此，玄学与诗的相互转化就显得很自然了。比如，由于时代政治的原因，理想人格一直是贯穿魏晋玄学思潮的中心问题，其他如圣人有情无情论、逍遥论、“将无同”论，等等，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而展开的著名命题。同样，这些命题也不断再现于诗人的笔下。嵇康所向往的那种“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的生活，“绝智弃学，游心于玄默”的人物，正是作者对“逍遥”现实意义的心解。又阮籍《咏怀诗》其四十六咏道： 鸴鸠飞桑榆，海鸟运天池。岂不识宏大，羽翼不相宜。招摇安可翔，不若栖树枝。下集蓬艾间，上游园圃篱。但尔亦自足，用子为追随。 诗中“自足”于蓬艾间、园圃篱的鸴鸠，与向、郭《庄子注》所倡导的“任性自足”的逍遥论同一腔调。这种逍遥论在阮诗以前未见正式出现，或许，向、郭之逍遥论肇源于阮诗？ 同样，玄学中的“才性论”、“养生论”，也是诗人时常吟咏的题材。显而易见，理论上的“才性论”与带有玄意的赠答诗，是通过清谈中人物品藻这一中介而相互联系起来的。导源于汉末清议和清论的清谈，是玄学思潮兴起的先声。因此，其中的人物品藻早在建安时期就已影响到诗歌创作了，刘桢《赠从弟》其二（“亭亭山上松”）已着先鞭。正始以降，赠答诗中的这类人物品藻俯拾皆是，嵇康《答二郭诗三首》其一、程晓《赠傅休奕诗》、欧阳建《答石崇赠诗》，等等，都是具有玄味的人物品藻。道家向来注重养生之道。从现存材料看，玄学论养生盖始于竹林名士。阮籍游苏门山时，就曾向真人叙说“栖神道气之术”（《栖逸》篇）。至于嵇康与向秀关于养生的往返辩难，更成如王导之流谈士乐此不疲的话题。在这样的一些论调影响下，游仙诗和隐逸诗的出现和带有玄味，就不足为怪了。嵇康《游仙诗》则与其养生论同一机杼：“王乔弃我去，乘云驾六龙。飘飖戏玄圃，黄老路相逢。授我自然道，旷若发童蒙。采药钟山嵎，服食改姿容。蝉蜕弃秽累，结交家梧桐。”阮籍《咏怀诗》其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八等，虽咏游仙，但也与《清思赋》、《大人先生传》一样，是“皆以道言”的（参见黄节《阮步兵咏怀诗注》）。 降及东晋，当诗已经普遍成为一种体玄认道的工具和对象时，诗的玄学化也就超过了玄学的诗化。《世说新语·文学》对此屡有记载： 郭景纯诗云：“林无静树，川无停流。”阮孚云：“泓峥萧瑟，实不可言。每读此文，辄觉神超形越。” 简文称许掾云：“玄度五言诗，可谓妙绝时人。” 谢镇西经船行，其夜清风朗月，闻江渚间估客船上有咏诗声，甚有情致。所诵五言，又其所未尝闻，叹美不能巳，即遣委曲讯问，乃是袁自咏其所作《咏史诗》。因此相要，大相赏得。 在这样的赏会中，诗的意义和价值显然已经超越了文学的阈限，从而进入了形超神越的玄境。过去论者讨论两者关系时，多注意到了玄学向文学的转化，却相对忽视了文学向玄学的浸透，（注：袁峰的《魏晋六朝文学与玄学思想》（三秦出版社，1995），已经注意到“建安文学对魏晋玄学的影响”，惜其论仅限于建安时期的文体、文论。）因此往往采用“玄学——士人心态——文学”这样的模式。这是有偏颇的。 （二）玄学理论提供了玄学与诗相互转化的理论依据 对这一问题，海内学者的论述主要集中在“言意之辨”上。汤用彤先生宏论先发，指出“得意忘言”是具有广泛影响的魏晋时代新方法，故魏晋六朝之音乐、绘画、文字等，都是玄学家“尽意”、“得意”的表达媒介。（注：《魏晋玄学和文学理论》，载《理学·玄学·佛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王葆玹先生则认为：玄学在“正始期间至少出现了五个认识论的派别”，其中“‘微言尽意’说与清谈及玄言诗的关系密切，‘微言妙象尽意’说曾是山水诗的理论基础，‘妙象尽意’说对书法、绘画、音乐等等广有影响”（注：王葆玹：《正始玄学》，317页，齐鲁书社，1987。）。此说颇为精确地揭示了玄学与各种艺术之间的微妙关系。 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魏晋名士不仅把精妙的清谈视为“微言”，而且也常常将带有玄味的诗也当作“微言”玩味。《三国志·王粲传》裴注引《文章叙录》说：应贞“少以才闻，能谈论。正始中，夏侯玄盛有名势，贞尝在玄坐作五言诗，玄嘉玩之”。“能谈论”、“在玄坐”暗示，夏侯氏所玩味的，不在于诗情，而在于理趣，就如阮孚、简文帝和谢尚之醉心诗中玄味。竹林名士嵇康是以琴和诗为“尽意”手段的。他说：“弹琴咏诗，聊以忘忧”（《赠兄秀才入军》其十六）、“琴诗可乐，远游可珍”（同上十七）、“操缦清商，游心大象”（《四言诗十四》其三）……在这里，琴和诗成了嵇康借以忘忧、守道、逍遥和游心大象（道）的最佳工具。东晋高僧康僧渊的一段话较为明白地揭示了诗与“言意之辨”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