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206.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1698(2000)06－0134－11 在《二十四诗品》作者问题的讨论中，有人寻出南宋王晞《林湖遗稿序》，序中有“该二十四品”一句，惹人注意。束景南先生撰《王晞＜林湖遗稿序＞与＜二十四诗品＞辨伪》（载《中国诗学》第五辑第45－47页。以下简称“束文”），经束先生论证，判断王晞《序》为伪托之作。我读“束文”，觉得所举证据多有不实，伪托之作的判断不可靠。特就来历相同的《菊磵集原序》《林湖遗稿序》加以考释，聊表愚见。 上篇 一、《菊磵集原序》《林湖遗稿序》的来历 为便于说明问题，交代一下《菊磵集原序》《林湖遗稿序》的来历是必要的。《四库全书》集部四收录南宋人高翥《菊磵集》。此集前有元人姚燧撰于元贞元年(1295)的《菊磵集原序》，原序后又有高氏后裔清康熙间高士奇的《后序》。《后序》曰： 菊磵……淳祐元年(1241)卒于湖上，年七十有二，葬葛岭谈家山。……余十四岁从先君子归姚江……自是住深柳读书堂者两月。堂为先曾祖讲学之所。……高氏家祠在堂之西偏，规模弘敞，堂室门庑毕具，族人子弟肄业其中。堂后楼五楹，藏当年诰勅书籍，旧刻菊磵、南仲两公诗稿及姚承旨、王学录原序，缺略不全。询诸父老，云自明嘉靖间遭倭寇焚掠，散失殆尽，亦无从得其遗本补辑之。若节推（高远）、县尉（高迈）之诗，仅存数首。又有质斋、遁翁，谱失其名，诗亦清逈。余恐残板久复漶漫，洗而录之。顷在都门，从御史大夫徐公（徐乾 学）所藏宋板书籍中，得“菊磵诗”一百有九首，合向之所录三十二首，又于他集中得十三首。顷同年朱竹垞从宋刻《江湖集》中搜示四十七首，统计重出者十二首，前后凡五七言近体诗一百八十九首。窃念先贤遗稿忍使湮没不传，遂併南仲（高鹏飞）、节推、县尉之诗同付剞劂，而附质斋、遁翁诗 于卷尾。 高士奇这段叙述的核心在于“堂后楼五楹，藏当年诰勅书籍，旧刻菊磵、南仲两公诗稿及姚承旨、王学录原序，缺略不全”几句。我们要考查的问题，这几句已点出了题目：《菊磵集》可是真的？“南仲诗”——《林湖遗稿》可信吗？“姚承旨原序”（即姚燧《菊磵集序》）是真的吗？“王学录原序”（即王晞《林湖遗稿序》）是真的吗？ 为什么有些疑问？问题在于“菊磵、南仲两公诗稿及姚承旨、王学录原序”的录存者、刊布者皆是晚生数百年的高士奇一人，旁证较少；他的叙述可靠与否，值得逐项考查。待考查后自然会得出结论。 二、今见的《菊磵集》，确为高翥所作 关于高翥的生平，在元人姚燧《菊磵集原序》、清人高士奇《菊磵集后序》中有记载，《四库提要》从而有简要说明。《提要》曰： 《菊磵》一卷，宋高翥撰。翥字九万，号菊磵，余姚人，孝宗时游士也。 所谓“游士”，姚氏《原序》曰： 讳翥，号菊磵，世居越之余姚；少颖拔不羁，抗志厉节，好读奇书，厌科举学……隐居教授，师道尊严……萧然游憩，操觚咏歌。凡所交皆硕士。既而游钱塘，越金陵，浮洞庭、彭蠡……耄年耽西湖之胜……遂卒于寓舍，葬杭之葛岭谈家山。 高翥的具体生卒年代，高士奇《后序》曰： 淳祐元年(1241)卒于湖上，年七十有二。 据此可知：高翥生于孝宗乾道六年(1170)。 今见的《菊磵集》存“五七言诗一百八十九首”（见《四库》本）。这“一百八十九首”诗是怎样搜求、编辑成书的，上引高士奇《后序》已经说明，不赘。这里，我要补充说明的是：徐乾学、朱彝尊两位当时有声名的学者曾从旁协助高士奇搜寻“菊磵诗”，足见徐、朱两位是《菊磵集》成书的知情人。又，高士奇撰《后序》时，徐、朱两位都健在，这表明高士奇不敢牵扯徐、朱两位来作伪骗人。因此我认为，今存的高翥《菊磵集》，虽是经后人之手辑录而成的，但所录来自宋本、元抄本（即姚序所说的“家传”本），可信。 还有一点旁证。姚《序》说，高翥的侄儿高鹏飞，痛惜高翥叔父“文墨外遗，十亡八九，残编缀之，断简拾之，仅存百七十章，成集而家传焉。今曾孙师鲁者持其集属予序……于是书其要于卷首。”姚《序》中所记的“一百七十章（首）”，与高士奇所录存的“一百八十九首”这两个数字，共同证明一个问题：从元高师鲁到清高士奇，搜寻高翥诗，搜来搜去，两种本子数字极其相近。这也从旁证明今见本《菊磵集》是可信的，而不是高士奇伪造的。 三、“南仲诗稿”—《林湖遗稿》，仅存十九首 据宋·王晞《林湖遗稿序》、元·姚燧《菊磵集原序》、清·高士奇《后序》记载：高鹏飞，字南仲，南宋光宗“绍熙壬子，治《诗》领乡荐，其后屡屈廷试，遂弃仕进，隐居林湖，日与士大夫讲明正学”（“正学”指“理学”—笔者），并以吟咏自娱。曾为族叔高翥辑录散失诗稿，“成集而家传焉”。由此可知他有重视家族先贤遗稿的美德。在今见的《菊磵集》中，有《喜南仲侄来》一律，诗曰： 自从清晓到黄昏，间坐间眠深闭门。犹子雨中来息担，老夫灯下起开樽。 故山坟墓何人守，旧宅园亭几处存？问答恍然如隔世，若非沉醉定消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