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岸唐代文学研究的相似与共通 两岸唐代文学研究皆为一方重镇，都是古代文学研究中热门话题 据台湾方面的有关资料（注：彭正雄、彭雅铃《台湾地区古典诗词研究学位论文目录》，见《汉学研究通讯》56、57、58期。），1960-1994年三十五年间，台湾各大学研究所古代文学博士论文中研究古典诗词的共120篇，其中唐五代为31篇，占26%；台湾政治大学1980-1989年十年的10篇古典诗词方面的博士论文，唐代诗词为7篇，占70%。1955-1994年四十年间，台湾各大学研究所研究古典诗词的硕士论文为681篇，其中唐五代210篇，占31%，这当中还未包括唐人小说、散文、骈赋和敦煌变文之类选题。另外，从1975-1984年十年间获“国科会”奖助的古代文学方面的论文共104篇，其中隋唐文学为37篇，占35%。大陆的唐代文学研究，根据中国版本图书馆已出版的《全国总书目》，1981-1989年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各个史段的研究专著中（不包括选注和鉴赏），唐代文学段占的比例很高，除了1982年和1985年，《文心雕龙》的专著略多于唐代文学外，其余各年份以及总数，皆以唐代文学研究的专著为最多。 两岸当代的古代文学资料整理和索引编目工作，也是唐代文学起步较早。大陆岑仲勉的《元和姓篡四校记》成于1954年，吴文治的《古代文学研究资料·柳宗元卷》成于1964年，台湾严耕望的《唐尚书仆射表》成于1956年，罗联添的《唐代文学论著集目》成于1978年。在古代文学各个史段以及作家、作品研究会中，两岸的唐代文学研究会成立最早，大陆的唐代文学研究会下属的作家、作品研究会也最多，也是两岸古代文学各研究会中出版年鉴、会刊、研究集刊最早、持续时间最久的一个学会。 二、研究历程中都发生过传统研究方法与新观念、新方法的碰撞，并产生相近的趋归 20世纪初，西风东渐，中国传统的治学道路与新的文学观念和方法产生了第一次碰撞，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王国维、梁启超、刘师培这批国学大师，曾尝试着把文学从经学中剥离出来，首次把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本体和学术系统来加以思考和诠释。在方法论上，则以社会学、美学、史学的研究方法来改造传统的注疏、训诂、考据之学；或是参用西方美学理论来诠释中国古典诗词和作家的创作活动；或是抬高经学所未论及的小说、戏剧来强调“文学与群治”的关系；或是用“知人论世”的史学演绎来构建中国古代文学史。大师们的这种尝试，经过胡适、闻一多、鲁迅、朱自清、苏雪林、台静农这批后继者的努力，终于完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向近代化的演变，并成为现代唐代文学研究的开创者和奠基人。50年代后，尽管两岸分治，但在他们传人的努力下，唐代文学的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的变革也从未停止过，而且几乎在同一时段，发生过较大的思想碰撞。 50年代中期，台湾当时新儒学代表人物徐复观在研究中国古典诗词时，有意学习王国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揉进西方的文艺观和方法论，例如他把陶渊明、李白、杜甫作为三种类型的代表来讨论中国古典诗词中的“隔”与“不隔”。50年代末，陈世骧通过与西方悲剧观的比较来解析杜甫的《八阵图》等中国古典诗词的情感特征（《中国诗之分析鉴赏示例》，见《文史杂志》，1958，6），施淑女则用西方神话中的原型批评来解读《楚辞》中的《天问》、《九歌》等篇（台湾大学文史丛刊，1958）。到了60年代，一批古代文学的学位论文更着重于比较研究的方法，如许世旭的《李杜诗比较研究》（台湾师范大学博士论文，1963），叶光荣的《宋代江西诗派研究》（中国文化大学博士论文，1968）等，这种对传统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的不断撞击终于导致了70年代初的一场关于“新批评”方法的大辩论。这场辩论，分别以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叶嘉莹和外文系教授颜叔元为代表，于1972年在《中外文学》上展开，很快吸引了众多的古代文学研究者和一批学术刊物。争论的焦点是“新批评”的研究方法是否适应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颜叔元从1972年起，陆续在该刊上用“新批评”的方法对《江南曲》、《琵琶行》、《长恨歌》等中国古典诗词作出新解，叶嘉莹则于1973年发表《漫谈中国旧诗传统》对此提出批评。这场争论正象后来吕正惠等人所总结的那样，与其说是辩论新批评的是否适应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还不如说如何去适应古代文学研究（注：吕正惠《旧法看新诗》，见钟彩钧主编《中国文哲研究回顾与展望论文集》，1992年5月。）。因为叶氏的本意认为并非拒绝新方法的引进，她本人的研究方式就不是正统的学案、年谱、笺证、义疏，相反却很注重肌理、辞藻、色彩、意象，这与“新批评”本身就有沟通之处，叶氏其说意在强调文学研究中基础知识和基本功的重要，强调评论中国古诗首先必须熟悉传统，知人论世，才能对诗家诗作做出正确的诠释。而颜氏正是在诠释中把性意象运用得过了头，以至把《自君之出矣》中的“金炉”、“明烛”皆作为两性的暗示，《江南曲》中的“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和《长恨歌》中的“梨花一枝春带雨”也解释成性的影射，这就让喜爱中国古典诗词冲和雅致美感的读者感到无法接受，另外，他又擅自改换诗题来符合“新批评”理论，如将《近试题张水部》改为“停红烛”，这又引起了尊重历史本来面目的一部分学者的不满。因此，这场争论不但没有新批评等研究方法的引进，相反却使更多的学者开始审视本已习以为常的传统研究方法，促使新的研究方法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更好地结合起来，就连叶嘉莹的学生，也开始把叶氏在古代文学研究中着重于意象、结构、语言的细腻分析与新批评方法进一步结合起来，如张淑香的《李义山诗析论》（艺文印书馆，1974），吴达芸《韩愈生平及其诗研究》（台湾大学博士论文，1972），吴兴昌《李白诗研究》（台湾大学硕士论文，1972）就是如此。而以龚鹏程为代表的台湾中生代后期学者和以周庆华、连文萍、赵孝萱等为代表的新生代学人更是以此为起点，对传统的研究方法发出更激烈的批评，并从90年代起，开始思考构建古代文学研究新的理论体系（注：见龚鹏程《年轻一代的古典文学研究》，载于《幼狮学刊座谈会论文集》；周庆华《众生喧哗与喧哗众生——台湾九十年代古代文学研究概况》；赵孝萱《台湾五六十年代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评述》。后两篇是作者相赠的未刊稿，将载于学生书局《五十年来的台湾人文学》。）。
